皇帝的新衣
——關於「張承志現象」的思考
1995年的中國文壇，可謂是「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在陣陣濤聲之中，張承志的散文集《無援的思想》以其眩目的光芒成為文壇令人仰視的北極星。然而，這顆「星」存在的位置總讓人覺得有些奇怪。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對張承志而言，卻是：「我思故我應在。」張承志將思考作為進入某一位置的過程，他固執地把自己像一顆螺絲釘一樣狠狠地擰在一個「應在」的位置上，即一個紅衛兵領袖的中心位置上。但就思想本身而言，需要聲援的，已然不是真正的思想。他越是擺出一副戰士的姿態來，越是表現出對無物之陣的恐懼；越是一塵不染的超越性的文字，越是獲得極為世俗的發行上的成功。張承志自以為「純粹」。「清清』的思想，卻是一頂自己給自己加冕的的紙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給自己製作的皇帝的新衣。著名音樂人李宗盛有兩句著名的歌詞：「燦爛星空下，誰是真的英雄？」怒髮衝冠、圖窮匕見的張承志，真是我們時代的文化英雄嗎？
一、從普羅米修斯到凱撒
在90年代一系列的文字中，張承志企圖向世人凸現的，是一個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形象。世界到了最為黑暗的夜半，於是張承志冒死從上帝那兒給我們帶來了火，讓苦苦眾生都能享受光明。確實，自從走上文壇的第一天起，張承志給人們的印象就是至剛至勇的英雄形象。《北方的河》中，那個浮士德式的年輕人，在北方的大河間「擊揖中流、浪遏飛舟」，無窮地追索不停地前行，成為80年代朝氣與活力的象徵。然而，從《黑駿馬》到《檢牧場》，從《心靈史》到《嫵援的思想》，張承志逐漸經歷了一個蠶蛻似的質變過程。
多諾阿爾曾斷言：「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我則認為，在文化大革命後虔誠地謳歌「紅衛兵」則更野蠻。張承志那雙將一張張名片撕得粉碎的手在文革中是否打過人，我們已無從考證。這位「紅衛兵」專利的擁有者，在《紅衛兵時代》中這樣寫道：「我畢竟為紅衛兵——說到底這是我創造的一個辭彙，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青春的叛逆性質，堅決地進行讚揚。」他固執地從文革中發現正面意義，為大凱撒的辯護也就是為了把自己打扮成「小凱撒」而登場。由盜火者向禁火者滑落，作為張承志的運動軌跡的旁觀者，我清醒地看到了這一演進的內在邏輯：在彼岸與此岸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彼岸作為立足點。對烏托邦的絕對信仰，必然導致與社會的自絕。人們早就自己選擇了火種，人們有了火柴，有了打火機，你的隧石便再也沒有市場了。一個沒有普羅米修斯位置的社會，「普羅米修斯」只好充當凱撒。正如botN所說：「「從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遙。——反抗一旦脫離原初的動力，走上意識形態至上、歷史規律至上的道路，就必然地發生墮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紀的革命，其普遍內容就是殺戮的體制化與合法化：從呼籲正義到頌揚暴力、從反抗的普羅米修斯到專制的凱撒，20世紀從心靈到面目都使人震驚。」法西斯時代與文化大革命時代，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凱撒們造就的。他們艱苦樸素，純潔無私，沒有骯髒的物質慾望，也沒有卑鄙的損人心理。他們把自己熔為鐵水，百鍊為鋼。張承志所憧憬的「中國」，是一個「清潔」到極點的中國。「不用說，在那個大時代中，除廠恥的觀念外，豪邁的義與信等傳統也一併奠基。一諾千金，以命承諾，捨身取義，義不容辭——這些中國文明中有力的格言，如同淬火之後的鐵，如同沉水之後的石一樣，鑄入f中國的精。」④在「清潔」這一點上，他與古今中外的凱撒們天衣無縫地吻合著。希特勒向戈培爾指示文化政策時，頭頭是道地說：「德國的文化界是一幫骯髒的資產階級的大本營。你要記住，時不時地敲打他們，清洗他們，使他們像帝國軍人一樣乾乾淨淨。」同樣，張承志眼裡，有文化的人和有錢的人都是髒的，只有古代的刺客和陝甘寧青的回民最清潔。
「哪怕他們炮製一億種文學，我也只相信這種文學的意味。這種文學並不叫什麼純文學或嚴肅文學或精美現代派，也不叫陽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審美性或藝術性——它具有的是信仰。」o否定別人的價值，才能樹立自己的價值。人類思想史上一切「一元論」的、終極性的理論，都是理論家們企圖征服人、統治久的手段。他們說「一」比「多」可愛，所以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跪倒在「一」的腳下。「思想獨裁的秘密在於：把超現實的價值標準，作為唯一的現實價值標準來要求每一個人。」張承志理直氣壯地宣布：你服從我的信仰我便對你寬容，你不服從我的信仰你便是歷史的反動。這是烏托邦思想致命的缺陷。L 個世紀末，康有為寫出《位同書》，卻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康是一位具有深謀遠慮的智者，20世紀中國的歷史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大同取代小康，60年代轟轟烈烈地上演了餓死3000萬人的慘絕人衰的「喜劇」。而張承志卻斬釘截鐵地說：「我畢竟為60年代——那個大時代呼喊了一聲。我畢竟為毛澤東——那位中國史上很可能是最後一位巨人的孤獨者提出了一份理解。」讀到這段話時，我不禁心涼肉跳。1943年5月27日，海德格爾就任弗賴堡大學校長時，在就職演說中說：「領袖本人而且他一個人就是天然的、活生生的德國的現實和法律。」海德格爾說這句話時，納粹的刺刀正懸在他的頭上。而90年代張承志說出同樣一句話時，卻是我口說我心。作為民眾的代言人，他對「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的3000萬人的生命如何發言呢？他對無數懸樑的、投湖的、慘死在棍棒下的冤魂如何發言呢？大同世界的海市蜃樓固然迷人，但殘酷的沙漠中埋葬了多少無言的枯骨？1973年出生的我，沒有經歷過這樣一個「大時代」，但我至少有這麼一個基本的常識：貧窮與愚昧、殘忍與暴力、獨裁與專制中絕不可能誕生「清潔」。
作為一種禁欲主義的「清潔」，只能有利於現實統治和權力，有利於思想權威的萬古不衰。「總要有人站出來。哪怕只是為了自尊，我也絕不願做新體制的順奴。」「張承志以其反體制的一面深受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大學生的激賞。這實際上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反體制」兩種趨向，一種是以自由民主的世俗追求為目標的反體制，另一種是以超現實的一元制的烏托邦為目標的反體制。後者如希特勒、霍梅尼、麻原彰幌，以「反體制」為號召，建立的卻是恐怖統治。他們都要求在價值體系崩潰的時代，建立嚴厲的禁欲主義規範。民眾一旦選擇他們，便會因這種選擇而喪失此後選擇的權力。「而人一旦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在專制與欺騙中別無選擇之時，人就不再是人，而成為統治者的工具和玩偶」。張承志的「反體制」正是這樣一種絕對的體制化。他痛罵的文化商人並不在體制之內，正因為「流氓」們都在體制之外，張承志才放心大膽地對「流氓」們大打出手。這就是張承志的「血性」，他清楚地知道「文痞」們不受體制的保護，被自己打了也白打。陶東風先生對此精闢地評論道：「把性命壓在文學上的張承志，他的話語權力依然是十分有限的，話語禁區依然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詩人該對什麼憤怒？我的樸素的觀點是：詩人應當對剝奪他的話語權、限制他自由說話的力量憤怒，是誰有這樣的一種力量？顯然不是商業文化，也不是文化商人。——張承志似乎與商業文化有不共戴天之仇，這正說明他是一個骨子裡奴性十足、卻狂想黃袍加身的「文化凱撒」。他失去了60年代輝煌的位置，自然對社會進程出奇地憤怒。王蒙先生將這種思維方式概括為「原紅旨主義」，我覺得倒也準確生動。「社會矛盾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而面對種種令人苦惱令人憤世嫉俗的矛盾，二元對立，殺、殺、殺，這使人活得何等明晰、充實、簡化、乃至壯懷激烈、英雄主義、絕不投降呀。」幸運的是，張承志的思想在偌大的中國終於「無援丫。我們在還未實現小康的時候，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到「大同」、「清潔」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語詞上面。我們拒絕再接受極端主義觀念的整合，「誰也無法強制別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每個人的自我完成。每個人只屬於他自己，不屬於任何外在於他的東西：無論這種東西是權力，是思想，是感情，還是物質。
二、泛道德主義的紙牌坊
當下社會的失序狀況，固然是現代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這些負面影響只有通過更高程度的現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種的時代才能克服。這是知識分子對當下境況發言時，必須首先具備的一個認識水準。只有這樣，他的思考才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他的態度才是寬容的而不是狹隘的，他的建議才是可以操作實施的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泛道德主義是張承志的最後一道防線。他無法解釋當前的社會狀況，一切都與他熱愛的60年代迥然不同。娼妓遍地、盜賊橫行、人心卑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