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們
阿瑞斯山天然半圓形劇場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眾法院及陪審法院5000人會的十分之一組成的陪審團業已就座。
這是雅典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審判。審判的罪人是全希臘最有名望的人——蘇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認國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蝕青年」。
蘇格拉底出生的時候，不是以哭聲而是以笑聲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蘇格拉底在父親的培養下，已雕刻出偉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賞識。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輝煌的成就之前，轉行研究哲學——與其雕塑石頭，不如塑造人的心靈。
儘管祭司宣布，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但他自己強調說，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並不擁有真理，但他是一個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熱愛者。他解釋說，這就是「哲學家」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即智慧的熱愛者，智慧的尋求者，而與「智者」相反，即與自稱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認為，政治家必須是哲學家——他們還有重大的責任，它們必須是真理的探求者並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蘇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運動場和廣場里。他滔滔不絕地跟幾十、幾百個弟子和信徒談話；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樹。按照波普的說法，他是道德主義者和感情主義者，「他典型地屬於這樣的人，他批評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點，但他又承認忠一戶國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純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對三十倍左的獨裁政權，他更勇敢地反對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於是，統治者和庸眾把他指認為「反對民主的叛徒」。
蘇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沒有寫過一行字，他的思想通過弟子們則已錄部分地流傳下來。『推想要推動世界，就讓他先推動自己。」他領會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做一隻「牛虹」，把民眾從冷淡、馴服、自我安慰中喚醒。「不管有什麼權威，我也只依賴於找知道得很少的這個認識。」他是個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認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徑就是教育公民進行自我批評。上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宣稱自己是「這個時代唯一的政治家」。
這樣的人無論在怎樣的體制下都是最危險的人物。獨裁者克里提阿斯說：「我們要除掉長庤瘡的羊羔，庤瘡傳染得愈快，我們愈要加緊清除。」民主政體下的執政官阿尼特說：「這個流浪漢恨不得把我的腸子挖出來。」於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來了：禁止蘇格拉底跟30歲以下的青年人談話。
要以塑造活人的靈魂來代替塑造靜止的人體，這是一種天真而危險的疾好。然而，命運選擇了蘇格拉底。他擺脫不了命運，命運像蠍子一樣蜇得他發痛。他一貧如洗，承受妻子的責罵；他如履薄冰，面對敵人的暗箭。最可怕的還是那些他所熱愛的、教導的。為他們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們，他們背叛了哲學家，卻宣布哲學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審員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無罪，黑的代表有罪。結果，黑豆比白豆多，蘇格拉底這位民主的捍衛者卻被民主所處死，這位創造民眾命運的人卻被民眾決定了他的命運。此時，他發現自己未能戰勝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貧困的邪惡」和「黃金的邪惡」。窮人和富人居然聯合起來處死他。他終身與不平等作戰，「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憂患由此開始」，但他卻成了公認的罪人。
弟子們勸蘇格拉底逃走，他堅決地拒絕了。他將以他的死來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義。這是一個人對人類的背叛。正因為有這樣的背叛，人類才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他換上雪白的長衫，靜靜地接過毒芹計。喝下之前，他還微笑著欣賞碗上清晰的花紋。飲完之後，他開始在站成一排一動不動的朋友們面前走來走去。然後，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邊，躺下了，把一束黃金花緊緊貼在胸前。
最後一刻，蘇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黃金花，「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太陽——只是要讓它發光。」被宣判為叛徒、邪惡地創造新神的蘇格拉底、太陽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終結，對塵世生活的美，對人和自然界的和諧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樂觀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陽的人。
他的死，與耶穌的死、釋迦牟尼的死同為人類心靈史上的三塊高聳入雲的里程碑。
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絕對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來，無數的「權威」以「真理」的名義，毀滅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無數的「異端」對權威發出必敗的挑戰，在身敗名裂之後完成了對真理的捍衛。
茨威格筆下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一名「異端」。「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這是叛徒們所共享的理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類避免了滅亡的命運。
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棟的一部百科全書還沉重。知識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賦的，而人類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卻是後天孕育的。與愚昧作鬥爭，除了智慧，還需要大無畏的勇氣。熱愛自由，首先就得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價。因此，選擇「異端」的身份，這本身就是英雄的舉動。
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他是一個窮學者，黨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的收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他，一個在異國的難民，沒有公民身分，甚至沒有居住權；一個逃亡過兩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來，當狂熱的宗教徒追措異教徒並對待不同政見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時，他站了出來。
他的對手是加爾文，是日內瓦政教會一的最高統治者，是擁有數百萬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權力足以同羅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這是一場「蒼蠅撼大家」的勞而無功的戰鬥：宗教寬容對不寬容，自主對監護，人道對盲信，個性對機械一致，良心對暴力。就物質力投來說，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個時代，後者遠遠比前者強大。
西班牙神學家塞維特斯因反對三位一體的教誨，被加爾文宣布處以死刑。「我們判處你，塞維特斯綁赴查佩爾活活燒死，你的書稿和印就的卷積也一起燒掉，在燒得你身體化為灰燼。這樣，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為對所有可能重蹈作滾轍的犯罪人們的獎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個歐洲默默地注視著加爾文在日內瓦導演這出喜劇。人人都聞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人人都聽到了受刑者持續半小時的尖叫。加爾文對這一「虔誠的虐殺」非常滿意，吹噓這是偉大的功績。
這時候，又一個叛徒出現了，他大聲呼小「尋求真理，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識到自由的可貴，這本身就是極其可貴的思想。在蒙昧主義盛行的歐洲，民眾只知道恐懼，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腳下，不知道沿著神走過的尋找光明的道路闊步前進。民眾是龐大的，卻是軟弱的，他們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動交出自己的心靈。卑微的卡斯特利奧就從這樣的民眾之中站出來，發表了《答加爾文書》。他寫道：「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這是一個角色錯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權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歐洲，只有卡氏那斬釘截鐵的聲音在風中傳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枉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
加爾文手上的鮮血被曝光在陽光之下。他驚恐不安地拋出駁斥文章《惡棍的謬論》，謾罵卡斯特利奧是小偷、流氓、讀神者，野蠻的文字一頁比一頁下流，結尾是「願上帝消滅你，撒旦！」他調動一切力量，實施一切可能的對卡氏的打擊。加爾文指示宗教會議通過法令，禁止在轄區內傳播卡氏的著作，並通過外交壓力，迫使卡氏的著作無法在巴塞爾出版。卡斯特利奧說：「為什麼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諸於人呢？我們爭論的是宗教事務，然而，你為什麼要壓制你對手的言論自由呢？」加爾文則高興地叫嚷：「背著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爾文的手已經卡在最危險的叛徒——主張寬容的卡斯特利奧的喉嚨上。看來，監獄和火刑柱是這名叛徒的歸宿。幸運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48歲。
這場力量懸殊的戰鬥結束了。這場戰鬥仍然在繼續著。只不過換了主角，戰鬥的性質依舊。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得到曇花一現的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為了精神上的自由，為了人道主義而獻身的叛徒們。
葛蘭西是個體弱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