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講堂看電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連杰精美絕倫的武打動作，這次的打擊對象成了蜂擁而上的日本武士。當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發的李連杰腳下時，電影院里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掌聲是真誠而熱烈的，正因為它的真誠和熱烈。正因為它在北大響起，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陣接一陣的掌聲中，我突然感到一種透骨的悲涼。作為中國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種浪漫的民族主義情緒中鼓掌，掌聲之外，還有些什麼呢？
於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五四」的內核已經在我們手裡失落了。今年「五四」，報紙上又是老調重彈「弘揚五四愛國主義傳統」。其實，這種弘揚是一種遮蔽。周策縱先生在《「五四」運動史》中寫道：「20年代中葉以後，兩大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和操縱，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來解釋『五四』運動，以便於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權威。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我身處「五四」發源地的北大，亦有這種痛切的感覺。「五四」已經退卻成一道遙遠的背景，我們談論「五四」，憧憬「五四」，卻並不知道「五四」為何物。
胡適的老師，美國學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時來到中國，他幾乎目睹了「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作為一名在民主社會生活的自由主義學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許多當事人來得真切。他很少這樣熱情地稱讚一個異國的學生運動：「他們要以學生的身份獨立採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在沸騰的學運及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背後，杜威還發現當時學生撰寫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質：「第一特點是有很多問號；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這些問題。在一個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統約束成教條和自滿自足的國家裡，這種討論問題的狂熱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兆。」當許多當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歷史地位時，杜威已經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現代中國變革的關鍵，它為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周策縱先生認為：「『五四』的真精神不僅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基於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覺醒的信念。」在「五四」時期，這兩種精神是水乳交融，互為因果的狀態。然而，20年代之後，隨著現實政治鬥爭的白熱化，兩者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團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漲「愛國主義」的旗幟，誘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傳統浸染的知識者參與其中。在整合社會思想的同時，「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釘、肉中刺。「愛國主義」對這個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是個極其神聖的字眼，誰敢對它發生疑問，誰就與「五四」中舉國聲討的營、章、陸三個賣國賊無異。因此，「愛國主義」使一切不合理都變得合理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白魯詢就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偽「愛國主義」，在其名義下盲從家長，崇拜權威，思想有許多條條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評，我們不得不承認是事實。
胡適晚年曾說，「五四」運動偏離了新文化運動的初衷。他這裡所指的「五四」，正是從被改寫的「五四」的意義上來說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高潮的「五四」運動里，新興知識分子不僅公開主張需要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稱，中國的倫理觀念、哲學、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徹底重估，參考西方的這些部門，重新創造。這已經完全不同於前些時候鼓吹的那種有心無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種廣泛的熱烈的企圖，要推翻那個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論述：「所謂文明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使用它某一部門的科學文明。例如為了要採用西方的軍艦和武器，就必須建設生產它的造船廠和兵工廠；而為了能夠有效地發揮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技術，又必須使構成其基礎的經濟活動順利開展。於是，這便同以追求利潤為不道德的儒家倫理髮生了矛盾。因此，要擁有軍艦就不能不使該國的文化深受影響。」可見，甲午之敗，中國敗不在軍事，敗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們還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為樣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愛國主義古已有之，並非「五四」獨創Z「五四」獨創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達自由、全盤西化等現代理念。統治者很害怕後者。因此便巧妙地將「五四」改頭換面，裝飾成舞台上一個濃妝艷抹的角色，照樣能吸引觀眾好奇的眼光。北大電影院里掌聲響起時，除了情緒，別無他物，情緒之外，是思想的空殼。不要忘了，這部電影產自市場經濟發達的香港，渲染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投合我們迷狂的「愛國心」，多賺幾個錢而已。時下，有諸多學者談「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號倒是很響亮，依我看，「超越」、「走出」還遠遠談不上，現在是老老實實地坐下來「認識五四」的時候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靈
一、裂縫之中誕生的惡魔
不久前報紙上刊登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陸軍司令承認，軍入政權期間阿根廷有3萬多人被殺害。1973年3月，阿軍人政變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不到10年間，軍人政府先後逮捕5萬名左派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受盡酷刑後，被裝上直升機，分批扔進浩瀚的大洋。在給他們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蹤」這個最簡單的解釋。
讀到這則報道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夜。突然之間我有一種涼入骨髓的感覺。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進大海時的場面，那響徹天空與大海之間的慘號彷彿索繞在我的耳邊，那入水時濺起的水花彷彿也飛濺到了我的臉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陰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時候，眼光依舊如鷹隼一樣冷酷強悍。他是以一種心滿意足的而並非絕望的的心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雖然死去，但法西斯主義並不像陪葬品一樣消亡。法西斯的幽靈將徘徊在整個20世紀人類的歷史裡。
我寧願以寬泛的視角，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剖析法西斯主義。從中非以吃人為樂的皇帝博薩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亞斯筆下的「總統先生」，從斯大林發起的肅反運動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其內核都與法西斯緊緊相聯。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歷史斷裂處，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所共通的缺陷與危機。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寫道，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每一種道德風俗與傳統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溫和與嚴厲，美好與醜陋。只要當兩個時代，兩種文化與宗教相互交錯的時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於是，地獄之門就打開了。這裡，黑塞敏銳地預見到法西斯產生的社會基礎：動蕩時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驚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恐怖籠罩在每個德國人的頭上，經濟基礎的瓦解引發了上層建築的崩潰，文藝復興以來人的神話破滅了，康德那曾被奉為聖經的名言：「人是一種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現在已被雨打風吹去。在風雨飄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與自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劃定某種界限，在界限之內建立起人與人溝通的孔道。而在恐懼中孤立的人誤把「界限」當作災難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時，便在選票上虔誠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麼比「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字眼還要誘人呢？即使是那個時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爾、龐德等人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歷史逆流之中。俄國哲學家洛斯基痛苦地檢討這段歷史時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志自覺服從它。」波蘭哲學家柯夫斯基是集中營里的虎口餘生者，他的體驗更加真切：「惡魔聲稱他們是出於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救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啟。惡魔這樣聲稱時，他們並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並早已打算為自己崇高的事業獻身。」那麼，這種「崇高的事業」是如何*呾淆善惡，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與「你們」的深層結構
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憶了20年代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那和藹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