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趙至年十二，與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日：「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早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曰：「自傷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確實比現代人高尚得多。趙至之孝，豈是今天的小皇帝們所能比擬的？兩種思路：孽子會反問：「爸媽為什麼要生我？為什麼不給我選擇的權利？」孝子則說：「恨不得割塊肉煮給父母大人吃。」
孝與不孝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關注的是：書與權力的關係。書是磚頭，搭成通向權力的橋樑。「遇」是夢想，遇到了伯樂便可雞犬升天。我們難道該全盤認同這樣的知識傳統嗎？——就好象明明知道妓女有愛滋病，也要義無反顧地與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書了。
殷海光說，「雖然，梁啟超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一位魯迅研究專家對我說，魯迅先生逝世60多年後，我們卻還只有魯迅可談，這是我們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擻呢？我搖搖頭。
東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國學術經典文庫」，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冊為蔣廷敝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在出版說明中說：「原書中的個別觀點、提法，不盡恰當。最後一節『蔣總裁貫徹總理遺教』，所論有關公允，故刪去，其它一切依舊。」
我最痛恨妄自充當法官的編輯。編輯就是編輯，法官就是法官，編輯充當法官，要壞大事的。你有什麼權力下別人的論斷「不公允」的論斷？你這論斷難道就公允嗎？即使你認為作者的論斷不公允，你也該保持原樣，讓讀者自己來判斷。不管三七二十一，揮刀閹割別人的思想，這種卑劣行為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
我有許多朋友在當編輯，我深知編輯的苦衷。但面對上面兩句似乎自以為是的「說明」，我依然怒火萬丈。我的目標，不是編輯「這一個」，而是閹割自我與閹割他人的文化行為，以及迫使文化人這樣做的意識形態的無形之力量。
河北省清河縣武家村人根據《陽谷縣誌》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譜》記載，認為武大郎其實是個身材魁偉、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蓮則是位賢妻良母，兩人相親相愛，白頭到老，還生下四個兒子。他們提出「還武大郎、潘金蓮真面目」的口號。
這則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層次頗高的報紙上，我很是為武大郎的後代們惋惜，可惜施耐庵與蘭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則告他們一個「誹謗罪」，一定是一筆飛來的橫財。此武大郎與彼武大郎、此潘金蓮與彼潘金蓮必須像鏡子與鏡中人一樣，要麼你別寫！
法國女作家杜拉斯說過，「面對文學，我感到慚愧萬分。」而武家村的人們則深信：文學面對我們考據出來的真理，將慚愧萬分。
《讀書》日益形成一種文體，一種讓普通人不讀書的文體。著名或不著名的學者們，玩弄一串串的專業術語，猶如千手觀音一般，讓人眼花繚亂。其間時不時還夾一些外語單詞。美國人愛吃漢堡，麵包中間夾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國餡餅一樣，確實很好吃。但在中文中間夾外文，卻做不成漢堡或餡餅。
魯迅在《徘文秘訣》中寫道，「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源隴，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候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椒播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k投稿。」半個世紀以後，有沒有什麼進化呢？
現在，由「古氣」搖身一變而成「洋氣」——一個個嚴然是中國的海德格爾、哈貝馬斯了。骨子裡還是那一套老戲法，不過是馬戲與猴戲的差別罷了。奉勸青年朋友，不要看花了眼，看軟了膝蓋。我們的見解，不知比這些「學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學生社團中，愛心社、希望工程支持會一類的越來越多。三角地的海報，常見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為山區孩子捐衣服」、「救救母親——為某同學無錢治病的母親捐款」等等。也曾感動過幾次，捐助過幾次。後來，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為思考的緣故——一思考，便壞事了。我想，大學畢竟跟福利機構有所不同，大學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學裡的大學生於一些社區的服務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有什麼「疑難雜症」便拉到大學裡來，就好像看病找錯科室一樣。當這些活動是為了營造「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的新聞效應的時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頻頻讓沒有收入的大學生捐款，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這個社會有多麼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話來說：沒有愛心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愛心也不是萬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學生都有一顆佛祖的仁慈之心，這個社會也不見得能進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幾個單純的孩子。
梁泰辰仁《東園筆錄》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有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日：「吾與法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汝之盜，常殺人以得其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為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汝所為，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汝盜，吾可以歸里買田，佝佝為善人，不猶勝法之終身為盜乎！」攜其窟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
莊子早就說過：「竊國老侯，竊鉤者誅。』」故事中的強盜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個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謂名教世界，無非是給那些終身為盜者「正名」而已。說什麼文忠公、文正公，戴什麼紫金冠、白玉佩，寫什麼策對文、詩詞賦，統統掩蓋不了「大盜」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不過是貪酷的匹夫；乾嘉學派宗師的王先謙，不過是頑劣的庸人。這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傢伙，居然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角，那麼中國歷史比《水滸傳》還要糟糕得多。
近來，從報上時不時讀到類似的報道，小偷將某某官員家中財物洗劫一番，而官員不敢報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將官員牽扯其中，順藤摸瓜，最後挖出一個大貪污犯來。我想，反貪局是無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幫神偷組成一個反貪組織，所到之處哪個貪官不落入法網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說，但中國還是不免為夷所制；我的「以盜制盜」之說，說不定真能解決雷聲大、雨點小的反腐敗問題呢！
胡適的步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歷史教科書中被歸入「反動文章」之列。教科書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雖然並沒有看過原文。
有一次，找來原文一看，方有觸目驚心之感，要是這些年來我們照著這篇「反動文章」所說的去做，也就不至於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使鮮血浸透20世紀的史書了。適之先生分三個層次分析「主義」之害：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真理被貶為狗屎，豈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適還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主義的墮落，實際上是談主義的人的墮落。我近來研究汪偽史，發現汪偽政權的重要人物，原來大半曾是談「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熱血青年。周佛海、陳公博、丁默哪……當年哪個不是「主義」虔誠的信徒呢？最後落水當了漢奸。
1931年，「紅色」恐怖籠罩閩西地區。2月對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二十號通告。通告指示：「在整個反動政黨——國際社會民主黨沒有全盤破獲以前，各級政府應集中火力進行這一肅反工作。」該區先後捕獲原紅軍一OO團政委林梅汀為首的「社黨分子」60多人，許多人被即時槍殺。閩西紅軍連以上、地方區以上幹部被殺者佔十之八九，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和候補執委，被殺者佔半數以上。中共中央要求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