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
「魯學」在1949年以後成為顯學，成為官學。我的一位朋友說，如果魯迅真的在他之後的世界裡樹起一竿大旗，大喝一聲：「跟我來！」他一定會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塵上滾滾而來。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獨徘徊」的凄涼。而一旦人馬走近，塵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樑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的面孔，一定會嚇得棄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個流亡的時刻還要倉惶。至於那些好漢們，他們並不追回逃走的主帥。既然他們是沖著那面大旗而來的，現在大旗已經到手，扛走就是。至於魯迅本人是否參戰，已不重要。憑著這旗，就能招兵買馬了。
最有趣的還是周作人。他最恨魯迅，可晚年不得不寫回憶魯迅的文章來混飯吃，只有那樣的文章能賣錢。
魯迅死前對海嬰說：「忘了我。」這並非矯情。與其被「闡釋」，不如被忘卻。被忘卻是魯迅最大的、卻無法實現的願望。
朋友最後說了一句跟魯迅本人一樣陰毒的話：在魯迅的遺體上覆蓋寫著「民族魂」的旗幟，是無情的中華民族最多情的時刻。
美誕生於丑
安徒生寫出了最美的童話，可安徒生是全丹麥最丑的男人。姑娘們說，他是一根連小鳥也不願在上面鼓息的樹榦。
丑誕生於美。
那些在星級賓館裡賣淫的妓女，無不具有驚人的美麗。男人們孜孜以求的，不正是這樣的美麗嗎？
鞋。路還是那條路，而鞋卻換了無數雙。鞋是最準確的尺子，測量著路的長度。
昂納克倒台後，記者採訪他，問及他打獵的愛好。民德共產黨政治局有專門的「打獵區」，為了滿足政治局委員及來訪的外國元首的需要，專門從別處空運野獸到這兒來，特別加以飼養。記者問：「這對於您這位打獵迷難道不是一種反常現象嗎？」
昂納克回答說：「經過一周非常緊張和非常疲勞的工作後，我們想去打獵，呼吸新鮮空氣，活動活動身體。」他再三強調自己遵守打獵法，並非破壞生態平衡，「附近村子，對於我打獵一直非常理解，從來沒有任何抱怨。我同那裡的村長及其他人交談過。」
我理解這種「理解」——平頭百姓難道敢於「不理解」總書記嗎？昂納克輕信了這種「理解」，最後被唾液所淹沒。
昂納克還有段妙論，解釋他並不喜歡坐巨型轎車。「許多人對我們坐轎車感到氣憤，但沒有看到我們外出總有陪同人員跟著，經常要進行安檢，從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雖然這些安全人員是非常好、有教養、舉止文雅、講禮貌和非常樂於助人的同志，但我們不高興周圍總是有人陪同著。這不是私人生活。我們希望有人在這方面能同我們換一下。」
最後一句是點睛之筆。富有的妓女遇見貧寒的貞婦時，往往會說：「我真羨慕你有好名聲。」但她真的願意跟對方換個位置嗎？
北魏使者李諧至梁，梁武帝與他一起遊歷。梁武帝是個篤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諧炫耀他的仁慈。當他們行到放生池時，武帝問：「彼國亦放生否？」李諧回答說：「不取亦不放。」帝大慚。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毀了「放」的本質。世間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頤和園的諧趣園，讀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個地地道道的藝術家，這麼個巧奪天工、集南北園林大成的園子虧他想得出！他的詩雖不佳，但愛寫詩畢竟無可厚非。他的書法雖有珠光寶氣，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顯通寺，又見乾隆的不少墨跡，嚴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為懷。
然而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們欺騙。高陽有小說《乾隆韻事》，前些年又流行電視連續劇《戲說乾隆》，不讀史書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風流才子，可愛得像美國小男孩。還是歷史書讀得多的兩位武俠小說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中，乾隆陰險毒辣，令人髮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學」的最高境界。
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餘年，不能說沒幹過好事，但乾的壞事也堪稱空前絕後。僅以文字獄而論，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網之密，文禍之巨，讓人瞠目結舌。
第一大案為偽造孫嘉塗奏稿案。該稿在民間流傳，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過」，遍劾滿朝重臣。乾隆震怒，釀成巨案，緝捕人犯上干，革職拿辦督撫大員十數名。乾隆所發上諭就達三萬餘言。大學士孫嘉徐心驚肉跳，對圍在他身邊的妻兒說：「皇上屢戒我好名，偽稿縱然與我無關，但奸徒為什麼假託我的名字？我真是罪無可辭！」終於驚懼而死。
禁書運動。開動整個國家機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為主的禁書，乃是乾隆的獨創。徐述愛（一柱樓詩）中有「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即被開棺戮屍，果首示眾，且讓後代子孫也掉了腦袋。乾隆嚴斥江寧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為事，是成何心！」指示辦案官員，「徐述葬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悻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鄭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說得出這樣的話來么！王錫侯花對年時間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因未避諱，乾隆發現直書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應照大逆律問擬。」結果，王錫侯斬立決，子孫七人秋後處決，妻媳及年未歲之子為奴。在乾隆眼裡，人的性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而自己的江山無價。於是，殺人便成了保衛江山不變色的正義行為。
我對乾隆這個「明君」的厭惡超過了梁紂等「暴君」。
上古我欣賞刑天，欣賞他斷首之後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賞科康，欣賞他刑場奏廣陵散的悲壯；近古我欣賞李蟄，欣賞他天牢中揮刀自刎的豪邁；近代我欣賞譚嗣同，欣賞他留下來為求一死的決絕；現代我欣賞魯迅，欣賞他讓海嬰「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脫；當代我欣賞李敖，欣賞他穩佔五百年來漢語寫作前三名的驕傲。
有一天，我將欣賞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書讀得多的人，他們在我的面前宛如廟裡的菩薩。後來我發現菩薩是泥塑的，心裡頓時涼了。王韜在《微隱漫錄伯序》中有這樣一段話：「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使刻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學院是偽君子最多的地方，一個個作高蹈狀，一有風吹草動，便成為畫眉的張敞。人沒有知識並不可怕，人沒有骨氣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雖有知識卻沒有骨氣的人。
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句名言：「要麼著書立說，要麼退職回家」。這句話令教授們不敢有絲毫的鬆懈。普大的傳統：一本好書能提高大學的聲望，反之，一個沒有建樹的教授將影響學校的聲望。
北大可不這樣認為。北大出版社近年來出的最好的書卻是比爾·蓋茨寫的《未來之路》，這本書與北大無關。北大的教授數目比美國任何一所大學都多，但數目卻與研究實績不成比例。
泰戈爾與甘地見面。
泰戈爾說：你們不要毀滅藝術。甘地說：藝術不要毀滅我們。
是藝術重要，還是「我們」重要？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說過：「當人的思想不通時，需靠固執或依靠權威來維持自己的中心觀念；當人的思想不透徹時，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詞泛語的搖感；當人的思想嚴密且靈動時，他既不需要依靠權威，又不會受到一時意見的搖惑。」中國知識分子中，前兩類人居多，後一類屈指可數。讀書破萬卷的經學大師們，沒有幾個是思想「通」了或「透徹」了的，只好走向權威和大眾。「幫閑」並非他們的本意，只是實在找不到自己，姑且這樣混口飯吃。
小說的命運。
舍斯托夫說：「文學虛構是為了使人們能夠自由地談話。」加纓說：「小說首先是一種為懷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務的智力實踐。」由是，小說的命運是悲慘的。
肯亞當代最傑出的小說家吳奇古，因小說中的反獨裁傾向被當局逮捕入獄，1980年被迫流亡英國。他的《筆杆子：抗拒新殖民時期肯亞的壓迫》一文，揭露了獨裁體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國白人的殖民主義更加可怕。他的小說《一粒麥子》、《血之花瓣》對非洲的命運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傑作燃爭的倖存者）在肯亞被查禁，是小說的主人公「馬迪加里」闖的禍。肯亞總統莫依聽見大家說，有個叫馬迪加里的傢伙在全國宣傳革命，他便下令逮捕這個人。警察頭子領命後折騰了半天，才發現這人個是小說里的人物。於是，小說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運，他們的獨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傑姆遜說：「樂觀主義，甚至最微弱的樂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