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蠅。
林肯身邊有個智囊，專與他唱反調，每有決議，必提出嚴厲的批評。林肯身邊的高級官員受不了這名教授出身的老傢伙，聯名要求林肯將他趕出白宮。林肯笑著講了一個故事：我在鄉下工作時，看見農夫用一匹弱馬耕田，他吃喝一聲，馬才肯走一大步。我發現馬背上吐了一隻大牛蠅，想幫農夫趕走。可農夫趕緊阻止我說：「幸虧有了這隻牛蠅，不然馬連半步也走不了。」
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就是牛蠅。杜威說過：「思想家只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因此，除了林肯這樣明智的領袖外，一般以「穩定」為己任的政治家都會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蠅。結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數的例外。曾經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切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劇作家哈維爾卻當上了總統。不過，哈維爾的總統當得並不快樂，電視新聞里我曾看到他疲憊不堪的神態，反倒不如他的一張在監獄裡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視著柵欄外的天空。
牛蠅只能是牛蠅，牛蠅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後。
沙皇不僅沒有欣喜若狂，反而憂心忡忡，他說。「人民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來的悲傷，已多少表現出自由主義者勝利的醜惡景象。」因此，他命令說：「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種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責任。」
編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羅斯殘廢者報》發表文章紀念詩人的逝世：「我們詩歌的太陽沉落了。普希金在壯盛的年歲，在偉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傳到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嚴厲地斥責他說：「為什麼在這個品級既低、又未擔任重要公職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圍加上黑邊呢？這算什麼『偉大道路』？難道普希金是個將軍、元帥、部長、政治家嗎？寫寫歪詩是談不上走偉大道路的。」
誰在走「偉大道路」？150年以後的今天，強大的沙皇政府已經灰飛煙滅，末代沙皇一家被槍殺在簡陋的地下室里，嘍羅們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詩歌還迴響在一代代人的心靈深處。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講座，又是新聞報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場。
「文明修身」並不是什麼新發明。1933年末，美麗的蔣夫人鑒於社會道德淪喪，號召開展「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強調：「如果我們想獲得一種遵循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那就必須從不隨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蔣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隨地吐痰，進廁所小便、用冷水洗臉，將會引起「人的心靈」發生變化，隨之國家和社會同樣會獲得新生。蔣氏又說：「我現在倡議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公民的生活完全軍事化，這樣他們可以培養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統一行動的能力和習慣，最後他們就可以隨時為國家犧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運動便冷冷清清地收場了，留在民間的只有一些並無惡意的笑話—一湘西的農民一直以為「新生活」是個欽差大臣一樣的官員，要到窮鄉僻壤來盤剝一通，所以緊張了好一陣。60多年以後，北大成了湘西。在學生公寓廁所的大門上，共青團支部貼上「舉手之勞，何樂不為？」的標語，宣傳便後要衝廁所的真理。沒有兩天，這條標語便出現了兩個修改版本：「舉手之勞何樂？不為！」、「舉手淫之勞，何樂不為？」蔣先生若遇到這樣的情況，會作怎樣的反應呢？「藍衣社出動，將『兇手』斃了！」。
「文明修身工程」這是當代中國最奇妙的漢語新詞。「文明」與「修身」聯繫起來就已經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驚詫。何謂「工程」？《現代漢語辭典》中的解釋是「土木建築或其他生產、製造部門用較大而複雜的設備來進行的工作」。何謂「修身」，按照中國聖賢的說法，修身的根本在於「修心」，修身是純粹個人化的活動。現在，修身卻變成了攪拌機和舉重機，北大「國學大師」多如牛毛，為什麼沒有哪位大師出來指出這點小小的誤差呢？
「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古代聖賢說的話。今天那些遊走在高級酒店的妓女們，似乎沒有哪個是因為「衣食不足」才去賣身的。她們一身的金銀珠寶足以大學教授們。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榮辱，衣食足照樣也不知榮辱，這就是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況。
文章與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這是愚人之論。我的觀點是「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魯迅說專制令人冷嘲。我卻說允許人們冷嘲的專制我願意為它鼓掌。實際上，專制只允許熱頌，冷嘲者的命運便是嵇康的命運。
嚴復譯的《天演論》中有一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存下來的都是優秀分子嗎？
猶太作家皮利磨·拉維說過：「敢於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便是—一最壞的、能適應的活下來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們這些還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見證。我們不但是少數的少數，例外的例外：我們實在只是由於扯謊、幸運或者沒有辦法沉下去而已。」奧斯威辛是這樣，文革也是這樣。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羅剋死了，張志新死了……在他們的毀滅面前，誰不低下高貴的頭顱？當然，我無權苛責活下來的人，活著並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來的人已然喪失了承接歷史的權利。那麼，再相信那些白紙黑字的歷史未免是一種虛妄。絕大多數寫歷史的人，目的不過是為了換取他們短暫的生存。
哈姆萊特說：「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當我們擁有選擇的自由的時候，這還能成其為一個問題嗎？
薩達姆。
伊拉克電視台晚間新聞播出前，必定先奏樂，歌唱他們的偉大領袖薩達姆，最精彩的歌詞是：「薩達姆，薩達姆啊，您有無數偉大的勝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沒有人比得上您。」報刊上引用薩達姆的語錄時，全都採用粗體大號字印刷。開會時，發言人不時要引用薩達姆的語錄，全場不厭其煩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巴格達市中心的勝利廣場上，安放著一對巨大的鐵手腕，兩手交叉，高舉阿拉伯長刀。這對手腕仿照薩達姆的雙手而制，甚至鑄上他的指紋。薩達姆在講話中提及自己時，從不說「我」，而是自呼其名「薩達姆」。因為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徵。這遠比他本人的肉身要偉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獨裁者都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岳陽樓記》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等精神境界，為歷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沒有人仔細想想：天下究竟是誰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講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濱，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蒼生百姓的天下。廣廈千萬間，庇的從來都是達官貴人，何曾庇過寒士？更不用說黎民了。
所以，體現中國知識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無非是「先天子之憂而憂，後天子之樂而樂也。」
戒煙日那天的一則電視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醫院組織保安人員，一旦發現吸煙者，便讓他拿著一塊「我是吸煙者」的牌子，站在醫院的院子里義務執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煙者來代替他。該醫院的院長笑容可掬地告訴記者：「這種方法推行以後，效果好極了！」
我記得以前在《聊齋志異》中讀到的一則故事。投水自盡者的鬼魂為了來世投胎，必須隱藏在水邊，誘惑下一名想自盡的人。這位聰明的院長一定讀過這個故事。我又記得美國作家霍桑的名作《紅字》，那是一個「猩紅A字母」的時代，凡是犯通姦罪者都必須佩戴這樣一種恥辱的標記。今天，這個時代又回歸了。
毫無疑問，我是一個反對吸煙的人。但是，我也堅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嚴與人格神聖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種消極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都不存在時，思想者就大難臨頭了。
歐洲不少國家的教堂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嘗試走出低谷，神職人員不惜利用教堂開餐館、辦舞會、演戲劇、設攤點。德國科隆的一位主教說：「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從商。錢比禱告更可以給我安慰。」
龐然大物的蘇共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建議」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幹上萬的群眾把黨中央大廈圍得水泄不通，正要撤離的蘇共大員們心裡暗自竊喜：「看來我們還有這麼多的支持者！」然而，當他們剛走出大門時，蜂擁而上的群眾爭先恐後地擠上前來，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們的臉上和身上。
我是個十足的懷疑主義者，但我終於發現歷史之中畢竟還是有值得信賴的東西，譬如說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個世紀以前帕斯捷爾納克所寫的一首短詩：「我用圍巾圍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臉龐／站在庭院里大聲疾呼／我們在哪兒慶祝什麼太平盛世。」詩人的哀號與群眾的唾液，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