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綱說，我說相聲，十個人得說，三個人得說，一個人也得說，這一個人日後可能就是十個人，但你今天要是把這一個人推出去，失去的就不是一個了。
如果說一件你認為最困難的事，你會說什麼？也許很多人下意識的答案是賺錢，如何賺到更多的錢。當然，也會有人說成名、得權、愛情，等等。其實，我們忽略了一件最難也是最需要的東西—快樂。
讓人快樂，這是件困難的事，你可以輕易說一句難聽話讓一個人生氣，做一件殘忍的事讓一個人傷心，但你很難用一句話或做一件事讓一個人真正開心起來、開懷大笑。
姐夫是少數幾個能用幾句話、幾個簡單的動作就讓人真正開心起來的人。
我沒有統計過全中國有多少人知道姐夫，在網路、電視高度發達的今天，你可以輕易在電視、電腦、手機看到這個圓臉富態的男人，僅憑一張嘴，幾個段子就能顛覆了你原有的情緒，讓你開懷大笑，與其說這是本事，不如說這是天命。
說相聲，就是姐夫的天命。
2013年春節，姐夫和搭檔于謙第一次登上央視春晚的舞台，這場用姐夫自己話來說「意義大於內容」的演出頂替了趙本山小品成為2013春晚的壓軸節目，通過春晚的舞台，更多的中國觀眾知道了姐夫。
要講述姐夫的故事是一件挺困難的事，因為你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到他的信息——他如何出道、他的窮困、他的艱辛、他的成名、他的是非，乃至他的「大嘴」。這一切都富有傳奇色彩，他的故事，充滿了對這個時代的譏諷、敬畏和欣喜。他的故事，也給了當下的年輕人堅持夢想的信念。
當《中國合伙人》因為夢想賺足口碑的同時，姐夫這場夢想真人秀已經上演超過了三十年。
百度百科裡對姐夫的第一句介紹是人民曲藝藝術家，我從來沒問過他是不是喜歡這個稱謂。大部分時間裡，他總愛說自己就是個說相聲的，每次演出也總愛說，觀眾如此厚愛，無以回報，多說兩段吧。
「多說兩段吧！」看似簡單，卻質樸得讓人動容，他笑著用手巾擦去頭上的汗，像個幸福的家長，盡全力滿足全場愛他卻頑皮的孩子們。
三十年來，說了無數個段子的姐夫，為相聲傾盡了所有，真人秀的夢想照進現實，不是意外。
七歲學藝，姐夫在這張小桌前一站就是三十三年。三十三年里，他唱大鼓、說評書、唱梆子戲、說相聲，他是極少數涉獵如此廣泛的藝人，評書、大鼓、棒子、京劇、竹板書、相聲。其實這三十三年里，他只就做了兩件事：整理記錄中國的傳統藝術，傳承表演中國的傳統相聲藝術。
姐夫並沒有出生在一個曲藝氛圍的家庭，父親是警察，對相聲並無太大興趣，反而是姐夫曾多次看到父親提審相聲藝人，在父親眼裡，這行里壞人太多。這個觀點，姐夫認可。
小時候，姐夫的父親工作繁忙，上班時就把他扔在一個小俱樂部，這裡有人唱曲，有人說相聲，姐夫就坐在角落裡聽著，沒有選擇，只能坐在那。從起初的聽不進去，到逐漸習慣，再到喜歡，姐夫開始覺得他們的表演很有意思，慢慢地，一坐一天也不會覺得很無聊，反而期盼著每天都能聽到。所以姐夫直到現在依舊強調，這一行，熏陶很重要。
我有時會去看望姐夫的父母，他們二老住在距離姐姐家約兩百米的一棟房子。兩位老人很善良也很慈祥。老太太是教師，臉上總帶著溫和的笑容；老爺子由於警察工作的原因，一直保持著挺直的身板，嚴肅的面容。
1979年，七歲的姐夫跟隨天津評書藝人高祥凱學習評書，打下了傳統藝術的基礎。1981年，開始正式接觸相聲。三年後，又跟隨老藝人王田雨學西河大鼓，後跟常寶豐等天津藝人正式學相聲，一直學到十五歲。
1988年，十六歲的姐夫第一次從天津來到北京，在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待了兩三年，因為種種原因，回了天津。
1994年底第二次來北京，一共待了十幾天，漫無目的，到處瞎撞，始終沒有找到任何機會，無奈再次返回天津。
1995年第三次來北京，身上裝了僅有的幾千塊錢，下定決心要在北京闖出一番天地。想成名成角，想賺大錢，這是姐夫當時的想法，他也從來不避諱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想的，以為很快就能獲得機會，以為很快榮耀就能降臨在他身上。
願望是美好的，一旦想要去實現的時候，卻總是沒那麼順利。他找了很多人，卻沒有一個人願意搭理他。第一年基本沒有正式收入，只能找最便宜的房子住。在青塔靠河邊有一排小平房，房租一百五十元一個月，這是他能找到最便宜的住所了。房間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個馬扎，他開始接一些小劇本來寫，坐著馬扎，趴在床上工作，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有一張桌子。
姐夫說人在窮的時候往往食量還特別大，越吃不飽越餓就越能吃。那時姐夫幾乎每天都是餓的，為了不讓家人擔心，這些事他從來不跟家裡說，自己想辦法解決。在北京說相聲看來是沒希望了，別說是他個沒有任何名氣的小演員，就連那些小有名氣的相聲演員，也沒有太多演出機會。他只能四處接些零活——做臨時工、當群眾演員、寫劇本（稿酬很少），只要哪能賺點錢，他就往哪湊，先別餓死，然後再想其他的。
姐夫說北京便宜地方他都住過了，海淀黃庄、通州、大興等等，房子越搬越遠，日子越過越窮。交不起房租是常事，他至今還記得一次交不起房租時房東來砸門的情景。當時他住在通縣北楊窪的一個小區，房東在門外咣咣咣砸門，連踢帶踹，他躲在屋裡不敢出聲，任憑房東罵街，等房東走後，半夜悄悄翻牆出去弄點吃的。他總說，多虧當年唱過戲，有點童子功，翻起牆來還挺麻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姐夫還曾是一名不錯的編劇，生活所迫，為了賺錢，姐夫拿起筆做起了影視編劇，前後寫過十幾個電視劇本。
成名後，姐夫在錄製《魯豫有約》時，魯豫問他都寫過些什麼本子時，姐夫俏皮地說，我不告訴你。
我曾問過姐夫，為什麼不願意提，他嘆氣，都過去了。我沒再問，但我感覺得到，那是他特別辛酸的一段日子。
一年零散窮困的生活後，姐夫意識到等待是沒有出路的，必須要主動出擊才有可能獲得機會。這個信心來自於北京的一個小茶館。
偶然的機會，姐夫在北京琉璃廠附近買書，在一個小茶館歇腳，發現這個茶館裡有幾個孩子在說相聲，茶館裡人不少，大多是年輕人，學生和白領在這個茶館裡也聽得津津有味。在相聲如此不景氣的今天，為什麼這個偏僻的小茶館還能吸引這麼多人來聽相聲呢？
姐夫仔細觀察小茶館的情況，和老先生們交流，和觀眾們聊天，他開始意識到劇場對相聲的重要性，他起了在劇場說相聲的念頭。
相聲這門藝術就是起源於劇場，本來就是一門和觀眾近距離互動的藝術，它的魅力也在此，遠離了劇場，相聲就失去了魂魄。
1996年，姐夫創辦了北京相聲大會，提出「讓相聲回歸劇場」。這個事情在當時是很艱難的，因為北京乃至全國並沒有這樣的氛圍，大家已經很多年沒有在劇場聽過相聲，早已習慣在電視里看相聲，在廣播里聽相聲。花錢買票來茶館聽人說話，這樣的舉動在大部分人眼裡就是笑談，電視里能看到，廣播里能聽到，憑什麼花錢去聽呢？
這是實話，也是實情，當時相聲已經失去了群眾基礎。開張後，每個月賠幾千塊錢是常態，多的時候一月要賠上萬塊，劇場多數時候都只能賣四張票六張票，超過十張票的情況都很少。
德雲社只有一個人來聽相聲的故事如今大家耳熟能詳，姐夫也多次以此為段子調侃這段往事，大多數人聽了哈哈一笑，很少人能靜下心來想這個故事背後的辛酸。
開場前只賣出一張票，後台問姐夫還開不開場，姐夫沒有猶豫，揮手說開。所有演員化裝換衣，沒一個人遲疑埋怨，全體候場準備。
邢文昭老先生開場一段單口相聲，台上一個人，台下一個人，說到一半時，台下那位觀眾手機響了，老先生停下看他，他也很不好意思，跟老先生說，「接個電話，馬上完」，接通電話迅速跟對方說，「我聽相聲呢，回頭說」，老先生繼續說單口，沒有一絲不認真。姐夫上台後，對這位觀眾說，「今天，你要好好聽，上廁所必須跟我打招呼，不然一會兒你走不了，我們後台比你人多，打起架來你得吃虧」。
姐夫一直記得這位觀眾的模樣，他成名後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邀請當年這位觀眾來找他，他說不知道您是否記得當年一個人在北京相聲大會聽相聲的事，若您能聽到我今天說的話，請您一定和我聯繫，我送您一張德雲社終身免費的票，以後只要是我郭德綱、只要是德雲社的演出，您可以免費看一輩子。
姐夫說，觀眾的情一定要往心裡記，沒有他們，就沒有他的今天。
除了觀眾的成全和喜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