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月三日到七月七日，我們幾個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兒子建午，任叔水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兒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綏鐵路的全線，來回共計一千六百公里。我們去的時候，一路上沒有停留，一直到西頭的包頭站。在包頭停了半天，回來的路上在綏遠停了一天，大同停了大半天，張家口停了幾個鐘頭。這是很匆匆的旅行，談不到什麼深刻的觀察，只有一些初次的印象，寫出來留作後日重遊的資料。（去年七月，燕京大學顧賴剛，鄭振蜂，吳文藻，謝冰心諸先生組織了一個平綏路沿線旅行團，他們先後共費了六星期，遊覽的地方比我們多。冰心女士有幾萬字的怦綏沿線旅行郵；鄭振鋒先生等有犧北勝跡》，都是平綏路上遊人不可少的讀物）
我們這一次同行的人都是康乃爾大學的舊同學，也可以說是一個康乃爾同學的旅行團。金旬卿先生（濤）是乎綏路總工程師，他是我們康乃爾同學中的前輩。現任的平綏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也是康乃爾的後期同學。平綏路上向來有不少的康乃爾同學擔任機務工務的事；這兩年來平綏路的大整頓更是金沈兩位努力的成績。我們這一次旅行的一個目的是要參觀這幾個同學在短時期中造成的奇績。
平綏路自從1923年以來，屢次遭兵禍，車輛橋樑損失最大。1928－1929年時，機車只剩七十二輛，貨車只剩五百八十三輛（抵1924年的三分之一），客車只剩三十二輛（抵1926年的六分之一），貨運和客運都不能維持了。加上政治的紊亂，管理的無法，債務的累積，這條鐵路就成了全國最破壞最腐敗的鐵路。丁在君先生每回帶北大學生去口外作地質旅行回來，總對我們訴說平綏路的腐敗情形；他在他的《蘇俄遊記》里，每次寫火車上的痛苦，也總提出乎綏路來作比較。我在北平住了這麼多年，到去年才去游長城，這雖然是因為我懶於旅行，其實一半也因為我耳朵里聽慣了這條路腐敗的可怕。
我們這一次旅行平綏路全線，真使我們感覺一種奇績的變換。車輛（機車，貨車，客車）雖然還沒有完全恢複此路全盛時期的輛數，然而修理和購買的車輛已可以勉強應付全路的需要了。特別快車的整理，雲崗與長城的特別遊覽車的便利，是大家知道的。有一些重要而人多忽略的大改革，是值得記載的：卜激木的改換。全路枕木一百五十多萬根， 年久了， 多有朽環；這兩年中，共換了枕木六十萬根。（二）造橋。全路約有橋五百孔，兩年中改造的已有一百多孔；凡新造的橋，都用鋼樑，增加原有的載重量。（三）改線。平綏路有些地方，坡度太陡，彎繞太緊，行車很困難，故有改路線的必要。最困難的是那有名的「關溝段」（自南日起至康莊止）。這兩年中，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
平綏路的最大整頓是債務的清理。這條路在二十多年前，借內外債總額為七千六百餘萬元，當金價高漲時，約值一萬萬元。而全路的財產不過值六千萬元。所以人都說平綏是一條最沒有希望的路。沈立孫局長就職後，他決心要整頓本路的債務。他的辦法是把債務分作兩種，本金在十萬元以上的債款為巨額債戶，十萬元以下的為零星債戶。零星債款的償還有兩個辦法：一為按本金折半，一次付清，不計利息；一為按本金全數分六十期攤還，也不計利息。巨額債款的償還辦法是照一本一利分八百期攤還。巨額債戶之中，有幾筆很大的外債，如美國的泰康洋行，如日本的三井洋行與東亞興業株式會社，都是大債主。大多數債戶對於平綏路，都是久已絕望的，現在平綏路有整理債務的方案出來，大家都喜出望外，所以都願意遷就路局的辦法。所以第一年整理的結果，就清理了六十二宗借款，原欠本利為六千一百八十五萬餘元，佔全路總債務的十分之八，清理之後，減折作三千六百三十萬餘元。所以一年整理的結果居然減少了二千五百五十萬元的負債，這真可說是一種奇績了。
我常愛對留學回來的朋友講一個故事。十九世紀中，英國有一個宗教運動，叫做「牛津運動」（OxfordMovement），其中有一個領袖就是後來投入天主教，成為主教的牛曼（alnan）。牛曼和他的同志們做了不少宗教詩歌，寫在一本小冊子上； 在冊子的前面， 牛曼題了一句荷馬的詩，他自己譯成英文： 「Youshallseethedifferenowthatwebackagain。 」我曾譯成中文，就是： 「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我常說，個個留學生都應該把這句話刻在心上，做個口號。可惜許多留學回來的朋友都沒有這種氣魄敢接受這句口號。這一回我們看了我們的一位少年同學（沈局長今年只有三十一歲）在最短時期中把一條腐敗的鐵路變換成一條最有成績的鐵路，可見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使山河變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難做到的。
當然，平綏路的改革成績不全是一二人的功勞。最大的助力是中央政治的權力達到了全路的區域。這條路經過四省（河北，察，山西，綏），若如從前的割據局勢，各軍隊可以扣車，可以干涉路政，可以扣留路款，可以隨便作戰，那麼，雖有百十個沈昌，也不會有成績。現在政治統一的勢力能夠達到全路，所以全路的改革能逐漸實行。現在乎綏路每月只擔負北平軍分會的經費六十萬元，此外各省從不聞有干涉鐵路收入的事；察哈爾同綏遠兩個省政府領袖也頗能明白鐵路上的整頓有效就是直接間接的增加各省府的財政收入，所以他們也都贊助鐵路當局的改革工作。這都可見政治統一是內政一切革新的基本條件。有了這個基本條件，加上個人的魄力與新式知識訓練，肯做事的人斷乎不怕沒有好成績的。
我們這回旅行的另一個目的是游大同的雲崗石窟。我個人抱了游雲崗的心愿，至少有十年了，今年才得如願，所以特別高興。我們到了雲崗，才知道這些大石窟不是幾個鐘頭看得完的，至少須一個星期的詳細攀登賞玩，還要帶著很好的工具，才可以得著一些正確的印象。我們在雲崗勾留了不過兩個鐘頭，當然不能作詳細的報告。
雲崗在大同的西面，在武州河的西岸，古名武州寨，又稱武州山。從大同到此，約三十里，有新修的汽車路，雖須兩次涉武州河，但道路很好，大雨中也不覺得困難。雲崗諸石窟，舊有十大寺，久已毀壞。順治八年總督將養量重修其一小部分，稱為石佛古寺。這一部分現存兩座三層樓，氣象很狹小簡陋，決不是原來因山造寺的大規模。兩樓下各有大怫，高五丈余，從三層樓上才望見怫頭。這一部分，清朝末年又重修過，大佛都被裝金，岩上石刻各佛也都被裝修徐彩，把原來雕刻的原形都遮掩了。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景耀傳》說：
曇難……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岩，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文，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象，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稀批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調現存，未卒際委。
以我們所見諸石窟，無有「可受三千許人」的龕，也無有能「恆供千人」的寺。大概當日石窟十寺的壯麗弘大，已非我們今日所能想像了。大凡一個宗教的極盛時代，信士信女都充滿著瘋狂的心理，燒臂焚身都不顧惜，何況錢捐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窮極侈麗，是我們在這怫教最衰微的時代不能想像的。北魏建都大同，《魏書·釋老志》說，當太和初年北），「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 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楊街之在《洛陽樹藍記序》中說到「京城表裡凡有一千餘寺。」 楊街之在東魏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陽，他只看見 城廓崩毀，它室傾覆，寺現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子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地牧豎神溺於九速，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闊。
我們在一千五百年後來游雲崗，只看見這一座很簡陋的破寺，寺外一道殘破的短牆，包圍著七八處大石窟；短牆之西，還有九個大窟，許多小窟，面前都有貧民的土屋茅蓬，豬糞狗糞滿路都是，石窟內也往往滿是鴿翎與鴿糞，又往往可以看見乞丐住宿過的痕迹。大像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圓孔，當初都是鑲嵌珠寶的，現在都挖空了；大像的眼珠都是用一種黑石磋光了嵌進去了，現在只有絕少數還存在了。諸窟中的小像，凡是砍得下的頭顱，大概都被砍下偷賣掉了。佛力久已無靈，老百姓沒有飯吃，要借諸佛的頭顱和眼珠子賣幾塊錢來活命，還不是很正當的嗎？
日本人佐藤孝任曾在雲崗位了一個月，寫了一部《雲崗大石窟》（華北正報社出版），記載此地許多石窟的情形很詳細，附圖很多，有不能照像的，往往用筆速寫勾摹，所以是一部很有用的雲崗遊覽參考書。佐藤把雲崗分作三大區：
東方四大窟
中央十大窟（在圍牆內）
西方九大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