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陳援庵先生（垣）在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幾種很可寶貴的《元典章》抄本；民國十四年故宮發現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門人曾在民國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對校沈家本刻本，後來又用諸本互校，前後費時半年多，校得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凡一萬二千餘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闊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刊行）。《校補》刊行之後，援庵先生又從這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之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幾年的鄰舍，得讀《釋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愛讀他的書，所以要我寫一篇《釋例》的序。我也因為他這部書是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所以也不敢推辭。
校勘之學起於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的任務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複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激。校勘學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
發現錯誤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我們讀一個文件，到不可解之處，或可疑之處，因此認為文字有錯誤：這是主觀的發現錯誤。因幾種「本子」的異同，而發現某種本子有錯誤：這是客觀的。主觀的疑難往往可以引起『才子」的搜索與比較；但讀者去作者的時代既遠，偶然的不解也許是由於後人不能理會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於傳本的錯誤。況且錯誤之處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難，若必待疑難而後發現錯誤，而後搜求善本，正誤的機會就太少了。況且傳寫的本子，往往經「通人」整理過；若非重要經籍，往往經人憑己意增刪改削，成為文從字順的本子了。不學的寫手的本子的錯誤是容易發現的，「通人」整理過的傳本的錯誤是不容易發現的。試舉一個例子為證。坊間石印《聊齋文集》附有張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記蒲松齡「卒年八十六」。這是「卒年七十六」之誤，有《國朝山左詩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證。
但我們若單讀「卒年八十六」之文，而無善本可比較，決不能引起疑難，也決不能發現錯誤。又他左詩助引這篇墓表，字句多被刪節，如云：
〔先生沙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父歷友結壞中詩社。
此處無可引起疑難；但清末國學扶輪社鉛印本例齋文集》載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視友，旋結為部中詩社。（甲本）
依此文，「歷視」為從父之名，「友」為動詞，「旋」為「結」之副詞，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齋文集》即從扶輪社本出來，但此本的編校者熟知例齋誌異》的掌故，知道「張歷友」是當時詩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為郎中詩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與同色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視旋諸先生結為部中詩社。（丙本）
視旋是張履慶，為張歷友（篤慶）之弟，其詩見《山左詩抄》卷四十四。他的詩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視旋」是他的表字；而「視旅」二字出刊周易·履卦》，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這樣罕見的表字。甲本校者竟連張歷友也不認得，就妄倒「友視」二字，而刪「諸先生」三字，是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識更高了，他認得「張歷友」，而不認得「視旋」，所以他把「視友」二字倒回來，而妄改「視」為「親」，用作動詞，是為第二次的整理。此兩本文理都可通，雖少有疑難，都可用主觀的論斷來解決。倘我們終不得見此碑拓本，我們終不能發現甲乙兩本的真錯誤。這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校勘學的性質。校勘的需要起於發現錯誤，而錯誤的發現必須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為「校徽』，劉向《別錄》說： 「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媒。」 其實單讀一個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謬誤是很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 「若怨家相對」，一字不放過，然後可以「得謬誤」。
改正錯誤是最難的工作。主觀的改定，無論如何工巧，終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學》開端「在親民」，朱子改「親」為「新」，七百年來，雖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終不能塞反對者之口。校勘學所許可的改正，必須是在幾個不同的本子之中，選定一個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讀法。這是審查評判的工作。我所謂「最可靠」的讀法，當然是最古底本的讀法。如上文所引張元的聊齋墓表，乙本出於甲本，而甲本又出於丙本，丙本為原刻碑文，刻於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謂「最有理」的讀法，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種無心之誤（如韓非說的邵人寫書而多寫了「舉燭」二字，如今日報館編輯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傳寫之誤，或黨無別本可供校勘，——在這種情形之下，改正謬誤沒有萬全的方法。
約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異同各本，考定其傳寫的先後，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讀法，標明各種異讀，並揣測其所以致誤的原因。其次是無異本可互勘，或有別本而無法定其傳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個校者認為最近理的讀法，而標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據何種理由。如此校改，雖不能必定恢複原文，而保守傳本的真相以待後人的論定，也可以無大過了。
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無論如何有理，必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提出證實。凡未經證實的改讀，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測而已。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萬一這三項都不可得，而本書自有義例可尋，前後互證，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這也可算是一種證實。此外，雖有巧妙可喜的改讀，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讀，足備一說，而不足成為定論。例如上文所舉張元墓表之兩處誤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為證，這是第一等的證實。又如道藏本《淮南內篇·原道訓》：「是放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竄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這裡「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孫校改為「欲賓」。他因為明劉績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劉本原作「賓」 字， 只因草書「害」 字與「賓」相似，世人多見「害」，少見「賓」，故誤寫為 「害」。這是指出所以致誤之由，還算不得證實。他又舉二證：一、《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 「斷竹續竹，飛上逐實」，今本實作害；二《論衡·感虛》篇， 「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實之誤。這都是類推的論證，因《論衡》與《吳越春秋》的「實」誤作「害」，可以類推《淮南書》也可以有同類的誤寫。類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種致誤的可能，而終不能斷定此誤必同於彼誤。直到顧廣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實」，然後王念孫得一古本作證，他的改讀就更有力了。因為我們終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為在義理上「欲害」之讀並不遜於 「欲肉」 之讀（《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C忘乎中」），所以這種證實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見。又如《淮南》同篇：「上游於霄露之野，下出於無垠之河』，王念孫校，「無垠」下有「鄂」字。他舉三證：一、收選·西京賦》「前後天有垠鄂」的李善註：「《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日，垠鄂，端崖也。」 二人文選·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覽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日，無垠鄂，無形之貌也。」這種證實，雖不得西漢底本，而可以證明許慎、高繡的底本如此讀，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證實了。
所以校勘之學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凡沒有古本的依據，而僅僅推測某字與某字「形似而談」，某字「涉上下文而誤」的，都是不科學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國與西洋校勘學者共同遵守的方法，運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學的方法終不能跳出這三步工作的範圍之外。
接庵先生對我說，他這部書是用「立法」的。我對他說：在校勤學上，「全法」 和海外新法並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不同者，西洋印書術起於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