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理論分析在我看來，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本能（力比多）與文明是對立的。因此在他那裡，性的發展史是一個從自由到壓抑的過程。弗洛伊德說："人體從頭到腳皆已順著美的方向發展，唯獨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屬獸性的形象；所以不論在今日、在往昔，愛欲的本質一向總是獸性的。要想改變情慾的本能委實是太艱難了；……文明在這方面的成就總不能不以相當程度地犧牲快樂來換齲"（弗洛伊德，第143頁）在他看來，壓抑是為獲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令每個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發，社會將不成其為社會，文明也就會喪失。因此，文明只能是壓抑性的文明。
馬爾庫塞則認為，人類可以擁有非壓抑性的文明，他將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寫為從自由到壓抑性文明（匱乏期）再到非壓抑性文明（富足期）這樣一個過程。他說："在最適當的條件下，成熟文明中優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將使人的需要得到無痛苦的滿足，而統治再也不能按步就班地阻止這樣的滿足了。……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的對抗關係也將朝著有利於快樂原則的方向發生變化。愛欲，即愛本能將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馬爾庫塞，第111頁）他力圖說明的是，儘管在匱乏的時期和匱乏的社會，人們必須為文明付出受壓抑的代價；但是在一個富足的時期和富足的社會，人的本能與文明的衝突將可以被克服，愛欲將可以自由奔放。
福柯的思路與前兩位均不同，他不認為在人類的性史上存在著這樣界限分明的時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後來的性壓抑期，和現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認為曾有過一種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機構或階層來施行的壓抑；而認為社會對性的禁制始終是自下而上的、瀰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現為自我禁制；它存在於工廠、學校、監獄、軍隊、醫院等社會組織之中，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懲戒凝視"，其目的是製造"馴服的身體"。
福柯在其名著《性史》中反覆闡明他關於性壓抑假說的看法，旨在推翻人們普遍信以為真的一個神話，即性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制，遭到了禁忌、絕跡與緘默的三重壓抑。他提出三個嚴峻的疑問：第一個疑問是，從17世紀開始的性壓抑真的是既定的歷史事實嗎？第二個疑問是，權力的機制，特別是在西方社會中運作的那些機制，真是壓抑性的嗎？第三個疑問是，批判壓抑的話語是權力機制的對立面還是這個權力機制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論點是，從17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中，性不但沒有保持緘默，而且早已被人"說爛了"。"一切關涉到性的東西都必須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語之磨碾磨一遍。""三個世紀以來，西方人一直視和盤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語、行為力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務。""就性來說，最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數我們自己的社會了。"福柯認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義其實並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產生和瀰漫過程開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紀，人們慶賀擺脫了長期的嚴厲的性壓抑和基督教禁欲主義的餘風。然而那些反對弗洛伊德的泛性主義的人"只不過是在一種早已開始的過程面前措手不及，儘管他們毫無知覺，卻早已被四面包圍；他們完全歸功於弗洛伊德的東西已經走過一段很長的準備時期；他們把我們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性狀態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錯了。"（福柯，第11一33、153頁）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福柯揭示了性科學與性愛藝術的對立，他說："我們的社會與arserotica（性愛藝術）的傳統決裂之後，便為自己裝備了一種stiasexualis（性科學）。……毫無疑問，性科學與性愛藝術是對立的。"他認為，現代西方的人們已經不再能夠像古代希臘的人那樣從性快感的本身中體驗快樂，而只能在懺悔中體驗快感了，他稱之為"西方人聰明地培育了好幾個世紀的由分析得到的快感"；"性活動問題的焦點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學，而是慾望和凈化慾望的解釋學。"福柯認為，在這個性的時代，人關於人的本質的探討已經變成了對性的探討，性能夠解釋一切："我們社會的眾多特徵之一，便是熱衷於談性……對被性的強烈好奇心所驅使，拚命要問出它的究竟，懷著熱切的渴望要聽它談、聽人談它，迅速發明各種魔戒想使它放棄謹慎。好像對我們來說，有必要從我們身上這麼一小塊地方不僅獲得快感，而且獲得知識，並把握快感與知識之間微妙的轉化……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有一種傾向，要把對我們是什麼的探討變為對性的探討。……性，可用來解釋一切。"（福柯，第67一77、425頁）作為對比，福柯把性愛藝術歸於西方以外的社會；把性科學歸於西方社會。福柯認為，有兩種產生性的真理的過程，"一方面，每個社會--數不勝數的社會，中國社會。日本社會、印度社會、羅馬社會、阿拉伯一穆斯林社會--無不有自己的性愛藝術。"另一方面，"我們的文明，至少從表面上看，根本沒有什麼性愛藝術可言。相反，它卻毫無疑問是唯一進行性科學實踐的文明，或者可以說，它是唯一在過去幾個世紀之中發展出講述性的真相的種種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一57）在我做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估計始終困惑著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國的情況像福柯所說的古希臘羅馬社會，在那個社會中，性愛藝術最關心的不是對性行為作正確與錯誤的劃分，而是視性活動為一個整體，更關注於快感的享用和節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國的現狀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禁欲主義是每一個人為文明所付出的代價。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中國的性狀況同現代西方的性狀況是很不同的。換言之，我所觀察的這個社會同福柯所觀察的那個社會差異非常之大。
這種差異僅從表面上看就十分明顯：在西方人人都在談性，而中國的人們還有點"談性色變"；在西方，性科學（包括各種調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療）鋪天蓋地，而在中國，性還基本上囿於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會因為達不到快感去看醫生，中國的女人卻對同樣的問題處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戀經歷了從被視為刑事罪犯（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櫃櫥"的解放運動；在中國，同性戀從未被定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著"正常人"的歧視和嘲笑；在西方，性成為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哲學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中國，它卻仍舊躲在陰暗的角落，被人們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
經過反覆思索比較，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於古希臘羅馬（但有像處），也不同於維多利亞時代（也有像處），更不同於現代西方社會（最不像），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西。作為分析對象，它是一個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都未曾面對過的對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對的都是西方社會，而我面對的是處於東方文化地域當中的中國社會。高度概括他說，這兩個對象最大的區別在於：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爭常常圍繞著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於對抗之中--壓制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於後者。早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國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態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為方式是罪惡的，不要去做；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或意識形態會宣稱，性是可恥的，要把它節制到最低限度；要背著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掛在嘴上；這種獸性慾望雖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較高尚的人比較能夠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剋制它。
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至少為雙方分別造成了兩類後果：在西方，反面的後果是，人們受到判定行為的正確與錯誤的規範的"凝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擔心沒有性高潮，擔心沒有正確的體形，擔心性傾向不對頭等等，動不動要去求助於心理醫生；正面的效果則是，一方面有壓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辯越明，於是女人爭得"女上位"的權利；同性戀爭得結婚的權利；虐戀的愛好者爭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務的權利；性學家公開宣布同僱用他們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的調查結果--色情材料不但不會導致性犯罪率上升，還會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國，正面的後果是，由於性受到忽視，人們的"自我"反而趁機處於自由、散漫的狀態之中，口交肛交隨心所欲，不但沒有旁人來管，自己內心對這類行為也無焦慮感；沒有高潮就沒有高潮，也不用去看醫生；反面的後果有兩方面，一方面由於性被視為低級下流之事，不少人屈從於殘存的獸性，遂自甘墮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當，做時不免心懷愧怍，倍感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