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被構成的這些整體性的特質是由於它們的組成規律而得來的，那麼這些規律從性質上來說就是起造結構作用的，正是這種永恆的雙重性，或更正確他說，這種總是而且同時是起造結構作用和被構成的這種兩極性的特性，首先說明了這個概念能獲得成功的道理。而且，這個概念，就象庫爾諾的「級」（「ordre」）的概念一樣（不過這是現代數學結構中的一個特殊情況），通過它的運用本身，就保證了它的可理解性。然而，一項起結構作用的活動，只能包含在一個轉換體系裡面進行。。
這項限制性條件看起來可能叫人奇怪，如果人們是對照索緒爾在開創語言學結構主義時的學說（索緒爾只談了「系統」，並且是為了用來說明共時性的對立規律和共時性的平衡規律的）來看的話，或者是對照心理學結構主義最早的形式來看的話，因為一個「格式塔」（完形）所說明的知覺形式的特徵，一般是靜態的。然而，要判斷一個思想潮流，不能光看它的來源，還要看它的流向，而且從語言學和心理學的一開始，我們就看到轉換觀念的出現了。語言的共時性系統不是靜止不動的：它要按照被這個系統的各種對立或聯繫所決定的需要，拒絕或接受各種革新；在人們還沒有看到在喬姆斯基學說意義上的「轉換語法」誕生之前，索緒爾的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能動的平衡概念很快地就延伸為巴利的文體論；而巴利的文體論已經在種種個別變化的有限意義上研究轉換關係了。至於心理學裡的「格式塔」，它們的創始人從一開始就已經談到了轉換感覺材料的「組織」規律，到今天人們關於這些規律所作出的概率論概念，又把知覺的這個轉換方面強化了。
事實上，一切已知的結構，從最初級的數學「群」結構，到規定親屬關係的結構……等，都是一些轉換體系。但是這些轉換，可以是非時間性的（因為，如1＋1立即就「成」2，而3並不需要有時間上的間隔就「緊跟」在2的後面了），也可以是有時間性的（因為象結婚就要用一點時間）。而且，如果這些結構不具有這樣的轉換的話，它們就會跟隨便什麼靜止的形式混同起來，也就會失去一切解釋事物的作用了。但是，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提出這些轉換的來源問題，所以直捷他說，也就是這些轉換和「形成過程」的關係問題。當然，在一個結構里，應當把它受這些轉換所制約的各種成分，跟決定這些轉換的規律本身區分開來，於是，這樣的一些規律就可能很容易被人看成是不變的，並且甚至在不是嚴格形式化（用形式化在科學上的意義）的一些結構主義里，我們找到一些不甚傾向於發生心理學的傑出人物，也竟會從轉換規則的穩定性一下子就跳到天賦性去：例如喬姆斯基就是這樣的情況，在他看來，生成語法似乎必需要有天賦的句法規則，好象要解釋穩定性，就不能用平衡作用的限制性過程來說明，就好象把天賦性的假設交給所假定的生物學，就不會引起象發生心理學所引起的那樣複雜的形成過程問題似的。
但是，一切反歷史的或反發生論的結構主義，它們沒有明說出來的希望，就是要把結構最後建立在如同數理邏輯體系的結構那樣的非時間性的基礎上面（而在這一方面，喬姆斯基的天賦論還伴隨著要把他的句法歸結為一種「單子」式」的形式結構）。不過，如果人們要著手建立一個有關各種結構的普遍理論，這個普遍理論必須符合跨學科的科學認識論的要求，那麼，除非一下子就躲進先驗論的天國里去，否則在非時間性的轉換體系面前，如「群」結構或「部分的集合」（「ensemble des parties」）的網結構等，就不大可能不問一下，結構是怎麼得來的。於是，人們總可以先提出一些規定作為公理；但是從科學認識論的觀點看，這只是一種高雅的偷換辦法，它就是利用一群勤勞的建築者以前的勞動，而不是自己去建立起始的材料。另一種方法，從科學認識論上看來要比較地不容易在認知方面受到那種在表面上接受而把問題的實質加以改變的待遇，這就是建立結構的譜系學的方法，是哥德爾在各種結構之間引進比較「強」些或「弱」些的區分而不得不採取的方法（見第二章）。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中心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這還不是歷史的或心理發生學的問題，但至少是個結構的構造問題，以及結構主義與構造論之間的分不開的關係的問題。所以，這將是我們將要討論的諸論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