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2]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3]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這是講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規章制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這也是拿錢買經驗。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認為非搬不可，沒有其他辦法。政治上、軍事上的教條主義，歷史上犯過，但就全黨講，犯這錯誤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數人並無硬搬的想法。建黨和北伐時期，黨比較生動活潑，後來才硬搬。規章制度是繁文縟節，都是「禮」。大批的「禮」，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部長也不一定知道。工業和教育兩個部門搬得厲害。農業部門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緊，幾個章程和細則都經過了中央，還批發一些地方的經驗，從實際出發，搬得少一些。農業上見物也見人，工業上只見物不見人。商業好像搬得少一點，計畫、統計、財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規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濟建設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是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法。為什麼硬搬，就是不講辯證法。蘇聯有蘇聯的一套辦法。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如辦報紙，搬《真理報》的一套，不獨立思考，好像三歲小孩子一樣，處處要扶，否則就喪魂失魄。什麼事情都要提出兩個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學。鐵路選線、工廠選廠址、三峽選壩址，都有幾個方案，為什麼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部隊的規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進口「成套設備」。
二
規章制度是一個問題，藉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
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及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我們黨從建黨到北伐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雖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4]，但當時黨的作風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後三年，我們建立了黨，參加黨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後，列寧在世，蘇聯階級鬥爭很尖銳，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這個時期，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
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5]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7]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斯大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8]，而共產國際[9]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10]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只看外國。當時王明[11]等人搞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麼只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國的教條主義有中國的特色，過去已經作過結論。中國的教條主義表現在戰爭中，表現在富農等問題上。因為中國富農人數很少，決定原則上不要動它，向富農作某些讓步。但是「左派」不贊成，他們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結果地主富農都沒飯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擊隊，赤白對立。在資產階級問題上，他們主張一概打倒，不僅政治上消滅，經濟上也消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對帝國主義也不加分析，認為是一塊鐵板，沒有矛盾，都支持國民黨。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畫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畫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幾乎全部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制、小學五年一貫制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喝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商業搬得少些，因為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
各個部門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同，需要分析比較，找出原因。
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這方面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
二、我們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現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對蘇聯的和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得也比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台上的英雄豪傑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總比斯大林矮一些，這就是盲目屈服於蘇聯的壓力。馬列主義主張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赫魯曉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於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記了歷史經驗教訓，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我昨天已經講過，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合乎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中央蘇區時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他們的《布爾什維克》[13]刊物把自己說成百分之百的正確，自己吹噓自己。《實話》[14]報攻擊中央蘇區有五大錯誤，不講一條好處，其辦法是「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餘」。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在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國防費用在和平時期要少，行政費用在任何時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5]。對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的態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這是因為要顧全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還有兩處勢力範圍，東北和新疆，不準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現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當接受，不好的應當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比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