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問題周恩來同志都講了，我就不要講很多了。
第一，黨內生活問題。七屆四中全會[1]以來，我們的黨內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會是應該召開的，反對了高崗[2]那一種破壞性的煽動，增強了黨的團結。這以前，我們黨內有相當一些同志不夠警覺，不夠自覺，上了高崗的當。所以，把高崗這個「圍子」塞起來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來，還讓他再搞一年，那我們的黨就會被搞得很亂。可是在高崗問題被揭露出來以後，我們黨內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謹小慎微，莫談國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生怕犯那個錯誤。現在我們就講清楚，國事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一種是建設性的。像高崗那種破壞性的國事就不要去談，但建設性的國事就要大談特談，因為它是建設性的。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歷史。在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是比較活潑的，五萬多黨員，生氣勃勃，但是由於後一個時期陳獨秀的右傾路線錯誤[3]，革命失敗了。後來我們就搞武裝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4]以後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以後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6]以後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7]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8]。第一次「左」傾路線[9]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10]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11]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還有張國燾的右傾路線[12]。鑒於這些教訓，我們開展了一個整風運動[13]，接受好的東西，批評和糾正錯的東西，主要口號是又團結又鬥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統一和分散的問題也有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比如「失敗」這兩個字就是講不得的，事實上是失敗了，可是不能講失敗，如果講了，你就是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14]是有關係的。於是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15]等來進行糾正。在糾正的時候，我們仍然給各根據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又發出關於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這種過於分散的狀態糾正過來。這種過於分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適用的，後來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就不適用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各自獨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又有一種偏向產生了，這就是集中過多了。有些問題，比如工業的集中問題，工廠要有多大的自主權，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權，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權，都還沒有研究好。如果說蘇聯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好，似乎我們也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我們革命勝利才只有這麼幾年，而且有些東西既不是中央的決定，也不是地方的決定，就是那麼照搬過來了。
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麼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那個時期地方的權力太大了，有一段時間事實上等於沒有中央了，後頭才逐步糾正過來，這是完全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會議上，我一共念了八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講需要集體領導，不要分散主義。現在我們講，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於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鑒於蘇聯的教訓，請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歷史，以便適當地來解決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恩來同志說了，現在由國務院組織一個機構，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擬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佔百分之四十，最好只佔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第三，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關於企業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搞到什麼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無非是這樣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的企業，工業是廠礦，農業是生產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就是運輸業和商業。這些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我這裡是隨便這麼講，表述不是很準確，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高崗的那種獨立王國當然是應該反對的。這裡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我這個話不能上憲法，不能上黨章，也不能上決議案。總之，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關於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要設多少部門，它們有多大的權力，地方有哪些部門，管哪些事，有多大權力，恐怕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搞出一個草案來。
我請同志們注意，請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們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聽說，現在到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中央部門處理問題拖延不決，這兩點相當普遍。地方要解決問題，到中央部門就是見不到人，連處長都不容易見到，有些問題拖了幾年不得解決。應當檢查這個問題，看用一種什麼方式，又能見到人，又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中央曾經發過一個通知[18]，說地方有權制止中央部門發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裡是說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崗的獨立王國了。也許你們會制止得多了一點，但並非出於壞意，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信任現在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給了你們這個權。這個權不能給地委，也不能給縣委，只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因為省委、市委和區黨委這一級領導幹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總之，你們有權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東西。
第四，修改黨章問題。陸定一[20]同志說，黨章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採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21]。「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問題。是哪一個同志在這裡講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現在是發展了命令主義，合作社什麼都得聽命令。過去是個體經濟，就是搞自由主義。現在集體化了，能聽命令，一起上工，這就有極大的利益。但是什麼都得聽命令，這就寬了。命令要正確，範圍不要太寬了，要給農民一些自己活動的時間，就是要有一點自由，如同我們每天都要有一點自由一樣。我們這些人沒有一點自由能活下去嗎?我就不相信。比如你們回到家裡就可以隨便談談，跟你們的夫人、小孩講一點笑話。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