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問題周恩來同志都講了,我就不要講很多了。

第一,黨內生活問題。七屆四中全會[1]以來,我們的黨內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會是應該召開的,反對了高崗[2]那一種破壞性的煽動,增強了黨的團結。這以前,我們黨內有相當一些同志不夠警覺,不夠自覺,上了高崗的當。所以,把高崗這個「圍子」塞起來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來,還讓他再搞一年,那我們的黨就會被搞得很亂。可是在高崗問題被揭露出來以後,我們黨內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謹小慎微,莫談國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生怕犯那個錯誤。現在我們就講清楚,國事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一種是建設性的。像高崗那種破壞性的國事就不要去談,但建設性的國事就要大談特談,因為它是建設性的。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歷史。在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是比較活潑的,五萬多黨員,生氣勃勃,但是由於後一個時期陳獨秀的右傾路線錯誤[3],革命失敗了。後來我們就搞武裝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4]以後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以後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6]以後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國際[7]有關係,特別是王明路線[8]。第一次「左」傾路線[9]同共產國際的關係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10]從共產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11]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還有張國燾的右傾路線[12]。鑒於這些教訓,我們開展了一個整風運動[13],接受好的東西,批評和糾正錯的東西,主要口號是又團結又鬥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統一和分散的問題也有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一,不許講不同的話。比如「失敗」這兩個字就是講不得的,事實上是失敗了,可是不能講失敗,如果講了,你就是機會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後來又發展到了有些根據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地自己發表的意見也發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14]是有關係的。於是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15]等來進行糾正。在糾正的時候,我們仍然給各根據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又發出關於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這種過於分散的狀態糾正過來。這種過於分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適用的,後來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就不適用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各自獨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又有一種偏向產生了,這就是集中過多了。有些問題,比如工業的集中問題,工廠要有多大的自主權,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權,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權,都還沒有研究好。如果說蘇聯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好,似乎我們也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我們革命勝利才只有這麼幾年,而且有些東西既不是中央的決定,也不是地方的決定,就是那麼照搬過來了。

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麼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那個時期地方的權力太大了,有一段時間事實上等於沒有中央了,後頭才逐步糾正過來,這是完全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會議上,我一共念了八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講需要集體領導,不要分散主義。現在我們講,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於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鑒於蘇聯的教訓,請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歷史,以便適當地來解決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恩來同志說了,現在由國務院組織一個機構,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擬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佔百分之四十,最好只佔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第三,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關於企業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搞到什麼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無非是這樣兩類:一類是生產過程的企業,工業是廠礦,農業是生產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就是運輸業和商業。這些企業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我這裡是隨便這麼講,表述不是很準確,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高崗的那種獨立王國當然是應該反對的。這裡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我這個話不能上憲法,不能上黨章,也不能上決議案。總之,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關於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要設多少部門,它們有多大的權力,地方有哪些部門,管哪些事,有多大權力,恐怕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搞出一個草案來。

我請同志們注意,請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們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聽說,現在到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中央部門處理問題拖延不決,這兩點相當普遍。地方要解決問題,到中央部門就是見不到人,連處長都不容易見到,有些問題拖了幾年不得解決。應當檢查這個問題,看用一種什麼方式,又能見到人,又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中央曾經發過一個通知[18],說地方有權制止中央部門發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裡是說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崗的獨立王國了。也許你們會制止得多了一點,但並非出於壞意,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信任現在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給了你們這個權。這個權不能給地委,也不能給縣委,只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因為省委、市委和區黨委這一級領導幹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總之,你們有權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東西。

第四,修改黨章問題。陸定一[20]同志說,黨章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現在黨章草案已經發給省委、市委和區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採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21]。「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問題。是哪一個同志在這裡講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現在是發展了命令主義,合作社什麼都得聽命令。過去是個體經濟,就是搞自由主義。現在集體化了,能聽命令,一起上工,這就有極大的利益。但是什麼都得聽命令,這就寬了。命令要正確,範圍不要太寬了,要給農民一些自己活動的時間,就是要有一點自由,如同我們每天都要有一點自由一樣。我們這些人沒有一點自由能活下去嗎?我就不相信。比如你們回到家裡就可以隨便談談,跟你們的夫人、小孩講一點笑話。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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