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實驗揭開生命的奧秘！」、「思維控制上的新突破！」、「加利福尼亞科學家發現了延緩死亡的方法！」——如你所見，想仿製一條充斥於小報和電子媒體頭版頭條的「突破性」新聞簡直易如反掌。由於部分缺乏責任感的媒體總是定期炮製這類「頭版頭條」，難怪大多數科學家都建議公眾要以懷疑的態度來對待此類新聞。但是，本章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反對誇大事實、以訛傳訛的做法，也不僅僅提醒人們在評估科學進展報告時必須審慎地考察其來源，我們還想提出一種比前面章節中提到的理念都更為綜合、全面的科學進步觀。為此，我們將會詳細闡述曾在第1章中介紹過的系統實證主義和公共知識。
媒體上這類所謂的「突破性」頭條新聞，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公眾對於心理學和其他科學的認識。一個特別典型的誤解就是，它們讓公眾以為，某一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所有問題都能通過某個關鍵實驗得到解決，或者是某一個重要的靈感成就了理論的進步，並徹底顛覆了先前眾多研究者累積的全部知識。這種科學進步觀非常符合新聞媒體炒作的胃口，在媒體的運作方式里，對歷史的追溯就是呈現支離破碎、缺乏連貫的小』型事件。對於好萊塢娛樂業來說，這也不失為一種頗為便利的模式，那裡，事件必須有一個開頭和圓滿的結尾，含糊的東西都被理得清清楚楚。然而，這只是對科學進步的一種歪曲，如果對此信以為真，就會導致關於科學進步的錯誤觀念，並削弱人們在某一問題上評估科學知識的能力。在本章中，我們將會討論科學的兩個原則——關聯性原則和聚合性證據原則，用這些原則描述科學發展，將比「躍進模式」更為準確。
在否定所有科學進步的「飛躍」或者關鍵實驗模式的有效性的同時，我們不是說這種關鍵實驗和理論發展模式從未發生過，相反，科學歷史上一些著名案例表明這種模式的確出現過。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就是迄今為止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至此，一系列非凡的理論靈感重新定義了時間、空間和物質等基本概念。
然而，愛因斯坦的成就如豐碑般矗立，讓這種科學發展模式統治了公眾的內心。這種統治是持久的，因為它與媒體報道大部分新聞事件時所採用的隱含「腳本」高度吻合。人類歷史上，像相對論那樣遭受了那麼多的胡言亂語和不實推論的理論並不多見（不，愛因斯坦沒有證明一切都是相對的」——見Holton, 1996; Randall, 2005）。當然，我們的目的不是去批駁這些謬論，而是為了後面討論和評估心理學中的理論做鋪墊。
在愛因斯坦的理論中，那些被重新定義的關於物理世界的概念是如此地基礎，以至於那些通俗讀物經常將其等同於藝術領域裡的概念變化（一個二流詩人經過重新評估，搖身一變成了天才；一個藝術流派被斷言滅亡）。這種做法忽視了概念變化在藝術和科學中最根本的差別。
科學中的概念變化遵從關聯性原則，而這一原則在藝術中並不存在，或至少說是極為罕見的（見Bronowski, 1956, 1977; Dobzhansky, 1973）。就是說，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與先前已確立的實證事實建立關聯。新的科學理論不僅僅要解釋新的事實，還要兼容舊的事實，這樣才會被認為是一個真正的理論進步。新的理論可以以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來解釋舊的證據，但是它必須能解釋得通。這些要求保證了科學在原有的基礎上持續進步。除非理論解釋效力的範圍被拓寬了，否則真正的進步是不會發生的。如果一個新的理論解釋了一些新的現象，但是沒有解釋大部分舊的事實，那它將不會被認為是對於舊的理論的全面超越，因此不會立即取代那些舊理論，而新理論和舊理論將會以競爭性的面貌並存，直到有一個能整合二者的新理論出現。
無論愛因斯坦理論中的那些新概念是多麼地令人震驚（鐘錶變慢、質量會隨速度增加等等），但它們都遵從關聯性原則。在宣告牛頓力學的滯後性的同時，愛因斯坦的理論沒有否定那些以牛頓觀點為基礎的運動事實，或者是認定其毫無意義。相反，在速度較低的情況下，這兩種理論做出了本質上相同的預測。愛因斯坦理論的高明之處在於，它能夠解釋更為廣泛的新現象（有時是令人吃驚的），而這些是牛頓力學所做不到的。因此，即使是愛因斯坦理論這個在科學歷史上最驚人的、基礎性的概念重構，也依舊遵循著關聯性原則。
科學發展的「躍進式」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愛因斯坦綜合症——讓我們誤入歧途，以為新的發現必定違反關聯性原則。這一觀念很危險，因為如果捨棄關聯性原則，最大的受益者將是那些偽科學和偽理論的販賣者。這些理論之所以受到青睞和關注，就是因為它們總被說成是「全新的」。「畢竟，相對論在它所在的時代是新生事物，對吧？」這句話經常被用做一種說辭，以證明某種新鮮玩意兒是正確的。當然，在這個偽科學家虎視眈眈的領域裡，先前積累的事實數據看上去似乎是個巨大的絆腳石。然而事實上，這塊絆腳石也無法阻擋這些偽科學家，這是因為他們有兩種強有力的伎倆來化解這一麻煩。一種伎倆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見第2章），就是解釋數據前先將這個理論變得不可證偽，這樣就令先前的數據毫無用處了。
第二種伎倆是宣稱先前的數據與他們的主題無關，因而不予考慮。為了實現「不予考慮」的結果，他們通常強調新理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穎性。類似「關於現實的全新觀念」和「前所未有」這樣的語句被頻頻使用。但實際上，真正的花招還在後面。「新理論」註定如此具有突破性，以至於源於其他理論測試的實驗證據都被宣稱是與之不相關的。只有能被新理論的框架所兼容的數據才會被考慮，也就是說，關聯性原則被完全破壞了。顯然，這個理論是如此之新，以至於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與之關聯的實證證據尚不存在呢。如此這般，你就擁有了一個適宜偽科學發展的優質土壤：舊的、「不相關」的數據灰飛煙滅，新的相關數據尚不存在。這種伎倆很容易得逞，因為愛因斯坦綜合症蒙蔽了關聯性原則。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關聯性原則的重要性就是由愛因斯坦理論本身所論證的。
加利福尼亞古生物學者凱文·帕迪安（Kevin Padian）給出了另外一個例子，說明當人們無法意識到關聯性原則的重要性時，會如何誤解科學的本質。談到堪薩斯州學校董事會將進化論從學生的必修課中刪除的決定時，帕迪安指出：「我們在談論有關『科學如何被整合』的一個誤解。那種認為可以拋棄一部分科學——特別是像進化論這樣一個可以把整個生物學串聯起來的核心理論——並認為它沒有其他關聯的想法，實在是太荒唐了」（Carpenter, 1999, p.117）。生物哲學家邁克爾·魯斯（Michael Ruse, 1999）指出，進化論與許多獨立的科學領域都呈現出關聯性，例如古生物學、胚胎學、形態學、生物地理學、神經系統科學等等。同樣，赫門（Shermer, 1997）指出，「如果宇宙和地球只有一萬年的歷史，那麼宇宙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以及關於早期人類歷史的科學都將是錯誤的」（p.143）。著名的科學作家和考古生物學家史蒂文·古爾德（Stephen J.Gould）贊同這一觀點，「教生物學不教進化論，就像教授英語不教英語語法一樣」（Wright, 1999, p.56）。
魯斯（1999）講述了一個例子來描述達爾文如何使用關聯性原則，並捨棄了某個與其他學科之間缺乏必要關聯性的新理論。當時達爾文想探尋一種能與他的自然選擇理論相匹配的遺傳機制，為此他試圖去建立一個所謂「泛生論」的理論。「身體的各部位都會產生一些小的胚芽，這樣胚芽在體內循，並在性器官處聚集，從而傳給下一代」（p.64）。一個問題是，這個理論和細胞學說並不一致。第二個問題是達爾文沒有解釋這些胚芽是怎樣被運送的，因為輸血試驗已經證明胚芽不能通過血液傳輸。基於這兩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泛生論在科學陣營里被淘汰出局，「因為它與生物學的其他領域不相兼容」（p.64）。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心理學，哲學家馬里奧·邦格（Mario Bimge, 1983）已經指出，認知心理學如果一開始就否定經典條件反射和操作性條件反射，那麼它將無法在心理學中立足，因為它無法兼容行為科學中的其他知識。回憶第6章中對「輔助溝通療法」的討論，它之所以不能「治療」自閉症語言障礙，是因為它打破了關聯性原則——如果治療有效，它將會要求我們重建神經病學、遺傳學和認知心理學領域內的知識。這一假設性的療法與科學中的其他知識沒有任何關聯。同樣，神創論對進化論的反對也是如此，神創論在科學上沒有遵守任何關聯性原則。相反，進化論跟其他科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如生物學家西恩·卡羅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