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還在校的時候，聽過一個講座，就是在深圳大學。當時是四通集團的總裁萬潤南，萬潤南政治上犯錯誤了，當然我不歡迎政治，我也不懂政治，我們就不談政治那一塊。他當時在上面作報告 ，就談了四通創業的過程。我當時在下面聽著，感覺挺熱血沸騰的，因為我當時是一個學生，而我當時的想法是，我畢業之後，回到安徽省統計局去，然後繼續開始走仕官，也就是當官這條路去。
聽完他的報告之後，對我的影響感覺還是很大。我感覺到市場經濟在未來是主流——現在大家都知道，但在當時一般都認為中國還是一個計畫經濟的國家，在未來長期也會是。聽了那場報告之後，我就開始產生這樣的念頭，畢業之後——那時離我畢業也不遠，我就開始琢磨下海的事了。
當我畢業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了，就決定下海了。這個（決定）我覺得還是和我在深圳大學這段時間，（受到的）整個環境的熏陶有關。深圳大學在改革開放方面還是走在全國所有大學的前列的。像我當時在校時明顯感覺到，深圳大學不足是在於學術類方面，但是在思想方面是很超前的。思想方面，深圳大學可能在全國都是遙遙領先的。
至於我從一個按部就班的人生規劃，到從深圳大學一畢業就改變了，這個肯定是和深圳大學的熏陶有關。
我在快畢業的時候就在琢磨了，我要創業，我要做什麼，思想已經在籌備了，我就編軟體。
當時的市場情況是這樣的，當時的四通是中國第一大的民營企業，它當時推出的打字機，賣得非常好。四通打字機可能很多人也見過，它把電腦的屏幕去掉，實際上是個微縮的電腦，把印表機融為一體。當時一台（四通打字機）賣兩萬多塊錢，在市場上也是非常火的。
當時我就在想我做一個什麼事呢，既然打字機這個需求量那麼大，很多單位既有電腦，再買個打字機實際上是浪費的，我就想編個軟體，讓這個單位的電腦能起到打字機的作用。就這樣一個winxp軟體（桌面軟體）。我自己調查了一下市場，發現（市場）還挺大的時候，就（決定）自己一個人研發。畢業我回安徽以後，也沒去上班，就辭職了，就在家編軟體。軟體編得差不多的時候是1989年的8月份，我就來到了深圳，承包了一家公司的電腦部。
那時候我是個窮學生，我就從我父母那借了4000塊錢，就是我的全部資產。我當時是坐飛機過來的，花了200塊錢，這樣連4000塊錢都不到了。憑著這點錢，我自己要註冊公司是不可能的，當然那時候也不懂怎麼註冊公司。後來就承包了一個電腦部，是通過深圳大學當時帶我的教授介紹認識的，然後就開始做我這個軟體。這個軟體（當時）大體上已經開發好了，實際上還沒有完全開發好，於是就邊開發，邊做市場。產品有了，市場需求有了，儘管我只有4000塊錢，但是我一上來就想做全國市場。
做全國市場就需要打廣告，打廣告就需要錢。所以當時我就跑到北京，找到《計算機世界》報社，《計算機世界》報是當時計算機領域裡面最權威的報紙，也是發行量最大的。我就請他們幫忙，我說我有一個很好的產品，我現在沒有錢打廣告，能不能讓我先打廣告後付錢。一開始（他們）不願意，（就說）你連個正規公司都沒有。於是我就在那磨，到最後也就同意了。實際上現在看也不貴，當時來看還是挺貴的，一個版面廣告大概8000多塊錢。我打了3期的廣告，完了之後我就跟他們承諾，最遲1個月後付款。然後簽完合同，我就把廣告稿子給他。
廣告稿子是我自己寫的，因為產品是我研發的，市場是我調查的，我就覺得我很懂消費者。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廣告經驗，我寫了一個稿子就把它撕了，寫了一個稿子撕了，實際上最後也就是1/3稿紙那麼大的紙。（但是）這一篇稿子我寫了16天，寫的當天我就改，改了16天，那16天我啥都沒幹。我覺得這個與我那16天有關，那16天寫的，把這個稿子寫得確實（不錯），幾年前我無意中翻出這個廣告來看，發現確實能打動消費者。然後王艾就把（稿子）交給了《計算機世界》報社，我們就回到深圳了。回到深圳這個廣告就差不多打出去了，打出去後，果然我就（開始）電話不斷，有要來訂購的，有要來看產品的。
看產品我就犯難了，因為我那是一款軟體，別人要來看我怎麼能拿個軟盤給他看，我沒有電腦。所以我又找到一個專門倒賣計算機的公司，我找他談，我說能不能賣台電腦給我，我推遲半個月付錢。因為都不認識，對方肯定也不理，然後我就把我的軟體（給他們看）——我帶著軟體到（他們）公司去的。在公司的電腦上，我說你看看，你先評估一下我這個產品有沒有前途，對方一看——因為對方都是搞電腦的——就知道這個有前途，就說行，我借給你吧。（於是）我就把電腦抱回來了，沒付錢。電腦剛抱回來第二天，就開始有客戶來了。客戶來了，我就表演給他看，客戶一看這個產品，就下訂單了。
幾天之後，也就是8月，好像是8月16號那天，就開始有收入了。第一天就賣了一個是8820元，還有兩個3500元的，一共1萬多塊錢。當然搞軟體，我們現在也可以（大膽）說出來了，比爾•蓋茨的軟體是暴利的，我的軟體也是暴利的。搞軟體是這樣的，它的成本是前期你開發的成本，真正賣的時候，比如我3500元一套，直接成本就是軟盤的費用，也就100多塊錢。然後這個頭一開之後，後面就很順了，到後面就是一兩萬一兩萬地漲了。很快，我就把計算機報社廣告費的錢和買計算機的錢付掉了。後來我又買了新的計算機，因為那時候開始有錢了。然後經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們算了一下，我們就已經賺了100多萬了。
這時候我們公司就有4個人了，剛創業的時候我們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還有另一個就是蔡總，也是深圳大學的，那年剛畢業的。這時候有4個人了，這時候我們公司內部就發生分歧。
我們公司現在有100多萬了，下一步應該幹什麼。我就主張——我那時候膽子還真挺大的——這100多萬乾脆就不要了，全部都砸到廣告里算了。
因為那時候市場正在擴大，如果砸到廣告裡面，打個100多萬廣告，相信銷售額會增長得非常快。當時有兩個人就不同意，說賺100多萬我們應該把這錢分了。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窮學生，突然（賺了）100多萬之後，確實心態會（受到衝擊），對每個人的心理衝擊還是很大的。從來（我們）見100塊錢（的機會）都不是很多，突然來了100多萬，這就使我們內部發生分歧了。
後來那兩位就離開了，離開的時候還把我電腦也抱走了，也給了那麼一點錢。所以後來，我覺得民營企業，創業初期，股權一定不能分散。我那時候還沒有明確股權，因為我們那時候本來不是公司。到一定規模之後，可以股權分散，尤其上市之後，股權更應該要分散。但是，中國的民族特性決定了，早期的時候，在創業初期的時候，不能搞像五個哥們兒，每個人1/5的股份——這種公司十有九是要出事的。內部會鬥爭，只要情況一好轉，如果公司小的時候、沒賺錢的時候，大家都很好，如果一賺錢了，內部就很容易分裂。
後來他們兩個離開之後，我們公司還是繼續發展。後來我們真的把那100萬投到《計算機世界》報社去了，投到《計算機世界》報社之後，也的確，僅一個月我們的銷售額就上百萬了。所以把我們的規模一下子就拉起來了。
到了1990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幾千萬的資產了，那時候發展還是很順的，但到了1990年的時候，我們又面臨一個危機了。
當時又崛起一個我們的同類產品，叫金山漢卡，現在在香港上市的那個金山就這家公司，是珠海的，這家公司做過金山漢卡。這個競爭對手起來了，而且我們一對比他們的產品比我們的產品好，因為他們的軟體做得比我們好，所以這時候就面臨著一個危機，我們必須做比他們好的產品。
那時候公司大概有二三十個人，把工作安排好之後，我就離開了——當時我們在深南大道那邊。
後來，安排好之後，我說，我要去搞房地產開發，我要外界找不著我，我就回到深圳大學。
深圳大學別人找不到我，我就租了個學生公寓在裡面，我待了半年。這半年真的沒怎麼出過門，當然吃飯的時間我要去學生食堂吃飯的，其他的時間我一般不去市區。因為我們公司我是唯一的研發人員，所以只能我在這幹活兒了。
我就關了半年，然後拉幾箱速食麵，當時條件好，速食麵都是挺好的速食麵。我還買了冰箱，關起門就開始研發。
後來，半年後就研發出來了。
研發出來就投放市場，投放市場的效果——因為這個產品的確比當時金山的產品要好，再加上營銷又有個突破，所以銷售額又繼續上了一個台階。營銷上要有個突破，我閉關出來之後，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