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日本是西邊的優等生，烏克蘭和羅馬尼亞是東邊的優等生。然而在冷戰這個對立軸消失的那一瞬間，三個國家都被時代遠遠地拋在了後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其實就是日本的「影子」。
那麼，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為什麼衰退了？日本為什麼長期停滯不前了呢？我想最大的原因應該是因為沒有傑出的領袖，沒有能引領大家前進的領袖。作為本書的重要主題，這一點我已經重複論述過很多次了，可我還是想繼續說下去。
無論個人的智商有多高（過去的高智商），如果全球經濟這種與以前的經濟成功完全不同的新型經濟成立的話，以前的智商就行不通了。
沒有出現能夠及時認清這個形勢，帶領全體國民重新定位的領袖，這是最致命的。
所以，能夠指引新方向的領袖，能夠明確地指出具體的方向、有先見之明的政治家是很必要的。領袖的作用是什麼呢？不是激勵所有人比現在更努力地工作，而是要為全民指明努力的方向。能夠為全民指明發展方向的人才稱得上是領袖。
我在第八章已經說過了，日本沒有出現這樣的領袖。因為誰也不具備成為領袖的必要條件——「英語」、「IT」、「金融」這「三種神器」。
現在世界上的領先人物，有的在俄羅斯，有的在歐洲。美國是世界人才的集中地，總是湧現出很多最高水平的人才。韓國也出現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種國際型人才。我們必須對這一點有一個深刻的認識，現在國際會議也說韓國出現了比日本更優秀的人才。說得更明白點，就是在國際會議上，韓國人才的品質比日本的好。僅僅是大學生的水平就有很大的差別，就更不用說和中國台灣相比了。
身處中國台灣的國民們常常抱有危機感，大學生的水平也很高。中國台灣的領導者，漢語就不用說了，還會說英語和日語。2008年3月上任的馬英九是哈佛的畢業生，我最近和他進行了深入的談話，他的智商水平很高；1998年成為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的能力也是出類拔萃的，他被認為是「百年一遇的政治家」，如果沒有他的話，亞洲危機的時候中國很有可能就敗下陣來。
那麼，這個時代的領袖要具備什麼樣的資質和能力呢？我總結了以下四點：
明確方向，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有了正確的方向，向這個方向前進的時候，就能設定一個「要達到什麼樣的水平」的具體目標。能夠明確方向的人才是真正的領袖。
作為一個領袖，就必須要具備看清現狀和預見未來的能力。以前面高爾夫那個例子來說，就是要有「旗子在那裡，風向是這樣的，所以要這樣打」這種明確擊球方向的能力。
方向確定後，就是確定程度和方法。
繼續拿高爾夫來說，應該提出「這是一個4桿洞，所以應該選擇這樣的球杆，這樣打」的建議。
以馬拉松來說，就是要給出「到42.195千米的終點為止，這樣跑前10千米這樣，接下來的10千米那樣，過了35千米以後……」的建議。
明確到這種程度，並能掌握正確的方法，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即使明確了方向和方法，但實施起來也並不是那麼簡單。一定會有人覺得「告訴了我那麼多，可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時，說不出「那麼，我來做給你看」的領袖是失職的。自己先試行的話，屬下就會跟上你。
可是問題在於，領袖有時候也做不到。那麼這該如何是好呢？
以上三個條件都有了，就差具體實施這一步了，但是有時候領袖也做不到這一點，這時候該怎麼辦呢？很簡單，那就是找到能做這件事的人。這也是領袖應具備的一種重要能力——發現人才。之所以公司的社長、政治家等高層有人事的權力，就是因為他們擁有這樣的能力。
這四個「領袖論」中，我想強調的就是這一點——「找到會做的人」。因為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從全世界範圍內尋找人才是勝者的常識，能夠找到人才的國家和企業才會取得成功。
對於人才匱乏的日本來說，這一點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
很多國家、企業之所以失敗，往往是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拘泥於國內、公司內。說得極端一點，甚至連國家領袖也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現在歐盟成員國的企業領袖就不是本國人，對此誰也沒有感到吃驚。歐洲最大的公司是荷蘭的皇家殼牌石油，其公司主席是芬蘭的約瑪·奧利拉，他也是諾基亞的CEO。
明治時期的日本集中了世界各地的人才，那時的日本人總是很謙遜地向這些人才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