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日本現在的政治家中沒有人能夠成為真正的領袖。在國內受教育、只通過電視和報紙了解世界動向、不懂英語和IT的人即使到了國外，也只能做一些表示敬意的訪問。而且，他們還無知地認為郵箱和網上搜索就是IT。
這種像化石一樣的人所代表的國家的國民也被認為和他們一樣愚蠢。
但是，這只是現在的政治領域的狀況。在其他領域，日本也在培養著未來的領袖。在日本的國際化企業里，或者在日本不為人知但是活躍在國外的人中，一定存在這樣的領袖。
問題是，這些領袖們已經對日本的政治現狀置之不理了。
正因為他們很優秀，所以才不會加入日本現在這個沒有邏輯、不合理的政界。因為在這個國家，其政治領導力不能預見未來國家的形態，更不能引導、鼓勵國民們一起創造一個美好的國家。
我有過加入那個世界的體驗，我個人認為沒有比在現在這種狀況下成為政治家更傻的事了。如果成為政治家，好不容易掌握的知識、技能、經驗和經歷會全都作廢。而且，搞政治不需要動腦子，越動腦子越做不好。
總之，在日本，如果達不到低智商的水平，就成不了政治家，也進行不了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符合選民的標準，你就不會在選舉中獲勝。
在選舉的時候，如果你說「要培養不亞於中國和印度的人才」、「運用IT技術使政府形成ERP體系」的話，你絕對不會當選。想要當選就必須使用和選民們相同水平的言語，不停地發表即使不可能實現但聽起來順耳的宣言。
宣言是政策的包裝。如何製造這個包裝，可以說是政治家們最重要的工作，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會向電通等代理店訂購。而且，即使你想向選民說一些雖然還不太完善但已經想出來的政策，記者們也不會理解，選民們也只會聽電視上的評論家們講「對」或者「不對」，根本不研究其中的內容，因為他們覺得太麻煩。
1995年，參加東京都知事選舉的時候，我發表了很長的演說詞後宣誓說「我會這樣做」。可是，報社記者們根本就沒有讀我的宣言，而是在報紙上寫道「沒有政策的無用宣言」。
我帶著絕對不讓別人說「沒有政策」之類的話的幹勁，根據在麥肯錫花了半年時間分析出來的數據，擬定了東京都的財政改革的策略。這是我用麥肯錫贈給我的退休紀念品——「半年時間的項目組」創作的東西。可是，這樣創作出來的政策卻成了完全沒用的東西。
如果媒體能多為選民們考慮，仔細審核候選人的政策和宣言，選民們至少也會自己動腦子思考一下。可是，比起政策和宣言，對於媒體來說，候選人的身份和性格等更為重要。所以我變成了一個「愛死摳道理的人」。在日本，「愛死摳道理」難道不是極具侮辱性的語言嗎？因為媒體和選民們喜歡的只是「他的話應該能行」的印象而已。拿出政策、說出具體怎麼做就變成了「愛死摳道理」，而那些單純地說「做」的人反而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我當時雖然想通過選舉改變日本，可是現在我意識到那種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所以，落選後我寫了《戰敗記》，決定再也不涉足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