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孩子，或者老師和學生通過不斷地交談、辯論和探究，最終「找到答案」的做法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對現在來說這種教育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很可惜，在日本的教育方面還沒有什麼有特效功能的處方，只能不斷地積累一些保守的東西。
松下電器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只有小學學歷，可他在提問方面卻是個天才。遇到什麼疑難問題，他至少會向3個人徵詢意見，然後選出一個給出最好答案的人說：「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可是現在的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答案的時代」，父母和老師都不能「給出答案」。所以，父母和老師應該成為孩子們「尋找答案」過程中的助跑者，讓孩子們不斷提問，和孩子們一起思考。
拿高爾夫來說就是這樣的。
首先能夠確定的只有發球區和草坪遠處的球洞。用幾號桿、朝什麼方向打、怎麼打都由選手決定。根據能力的不同，有的人打一桿就進洞，有的人則要打5桿。有人有著越過水障礙區的遠大目標，也有人只希望球落在池子跟前。只要遵守規則，剩下的就看選手如何發揮了。
孩子則是對高爾夫很陌生的選手，這樣一來父母和老師的責任就全變了，像以前一樣老師直接下命令「用幾號桿、朝哪兒打」是不行的。最好的老師會說「我也不知道，讓我們一起想一想吧」，然後用和孩子們一樣的視線看一看風向和球位，幫助他們選擇球杆和站姿。這種老師就像最好的球童一樣，因為他不能「教」，只能「指導」、「建議」，而父母也是一樣的。
孩子們掌握了方法後，哪怕下一步有風險也要鼓勵他們勇敢前進，把孩子們培養成具有這種勇氣的人，這才是在這個「沒有答案的時代」父母和老師應盡的責任。
我再重複一遍，誰也不知道正確答案。
美聯儲（FRB）理事伯南克和經濟學家們也不知道美國金融危機的解決辦法。不知道並不丟臉，也沒有必要害怕。用充分的論據去理論性地論證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方法對證券化商品這種新事物引起的「大事件」根本沒有效果。我們始終都應該看清事態，確立多個假設，一邊進行實際論證一邊尋找解決辦法。
即便這樣，也有很多父母會說：「我什麼都想不出來，因為我沒有相關知識。」
「思考」的能力其實很容易形成。
總之就是要即時地、徹底地想。
比如，去附近的一家魚店，可以和孩子們一起思考魚店老闆一家人是怎麼生活的。賣不出去的魚會變質，變質的魚自己也不能吃。可是如果把變質的魚扔掉的話，又掙不到錢。那麼，怎麼辦呢？通過思考和詢問，就能知道其實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比如批發魚的時候，要少量批發；如果不新鮮了，就烤熟或者煮熟了再賣，等等。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可是無論如何，我們要讓孩子從小學開始就養成思考身邊事物的習慣。然後，在初中到大學這一階段，再培養學生面對像金融危機這種問題時應該擁有的思考能力，比如說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具體來說，就是從網路等媒體上收集相關資料，然後試著確立自己的假設。這不是要你像評論家那樣作評論，而是要求你思考如果自己是伯南克的話會怎麼做，自己是奧巴馬總統的話會怎麼做，自己是日本企業的管理者的話會怎麼做。
就像這樣，把這些問題看成是自己的問題，站在相應的立場上能說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才能適應這個時代，長大之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吃得開。
就像本章一開始論述的那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怎樣培養能快速適應社會的人才」。
因此，首先應該使孩子們形成「社會性」，然後至少要讓他們「掌握吃得開的方法」。前者是義務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職責，後者主要是大學（高等教育）的職責。
然而，這兩者恰恰是戰後日本教育最欠缺的。大學本來應該是「高等職業培訓學校」，可是文部省卻把大學變成了一個學術性場所。戰前的產學合作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把國家弄得很奇怪，所以戰後廢除了產學合作，把大學學術化了。結果，大學變成了大人們的「象牙塔」，學生們的「遊樂場」。
所以，現在的日本大學生即使畢業了也沒有掌握「吃得開的方法」。最近，實習、上大學再上專科的做法很受歡迎，看來日本是在就職後才開始職業培訓的。
這在世界上很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