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年「安保鬥爭」 以來，日本一直實行的就是「應試教育」、「偏差值教育」、「填鴨式教育」。現在看來，那時候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分水嶺。
通過「安保鬥爭」，日本政府認識到，如果對過激的學生運動放任不管的話，就會導致政府下台，所以政府就從此開始實行「愚民政策」。這其中的代表性舉措就是推行「偏差值教育制度」。
雖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還是清晰地記得我當時對首相說了些什麼：
「政府現在的行為就是在欺騙國民，這樣下去恐怕會引起國民的憤怒！」
但是首相卻對我說：
「在日本，即使實行愚民政策也不會產生任何問題。」
你也許會懷疑你聽錯了，但事實就是如此。當時的政府領導人和官員們也承認他們在無視學生抗議的情況下推行的是愚民政策。
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為了防止年輕人再抗議美國的政策，為了防止顛覆政權的事件發生，日本政府大張旗鼓地推行愚民政策。
在這方面的代表性舉措就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實行的「偏差值制度」 。
這一政策達到了政府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由於長期的愚民政策，日本人現在已經變得不會思考了。
也許會有人質疑，僅僅是一項「偏差值教育制度」，就能夠徹底地改變日本國民嗎？在這裡有這樣一個問題。
Q：你認為「偏差值教育」對日本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當遇到問題時，首先應該自己進行分析、判斷，然後再採取相應的解決辦法，這是一個人應該擁有的最起碼的能力。
然而，日本孩子在形成自我判斷的重要時期大腦卻被「偏差值」控制著，因此他們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判斷能力，所有的問題不是由自己來解決而是由「偏差值」來決定。
由於偏差值制度的實行，人的能力被數字化了，所以日本的學生經常會被問到「你的偏差值是多少」這樣的問題。
這樣，當學生知道自己的偏差值後，就會在心裡形成一種暗示，即「我就是這個水平了」。如果有一天他被告知「以你的偏差值是考不上那所學校的」，他就會因此放棄報考自己夢寐以求的學校。父母也會受偏差值觀念的影響，勸他去報考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的學校。
這，就是「偏差值教育」帶來的最大危害。
這項政策對於工業化時代的政府來說是相當有好處的。因為在工業化社會，需要的就是全社會團結一致，大家齊心協力聽從政府的部署大搞建設。在工業化時代，社會需要的就是這種機器人式的國民。在這一時期，偏差值教育的作用可謂發揮到了極致。
但是，這種教育制度卻奪走了人們的志向和抱負。
我通過和現在社會的核心人群，特別是40多歲從小接受「偏差值教育」的這些人談話後發現，他們大多數像沒有志向和抱負的小市民一樣。
當我希望他們能夠從理論的角度出發，談一點時下社會存在的問題時，他們立刻會這樣拒絕我：「大前先生，如果您想知道這些問題的話，最好還是去問政府部門吧，因為那裡的人腦子都比較好使（偏差值較高），他們應該會知道這些問題。」
可當我問到「你們中間有沒有人就這些問題和政府部門的人討論過」時，卻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肯定回答。
總之，經歷了偏差值教育的這一代人都陷入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偏差值高=智商高」，他們已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了。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代是不會有危機意識的，因為在他們的意識里，這個社會將來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將由那些「偏差值高」的人來解決，而自己用不著去浪費腦細胞，到時候只要按照別人說的去做就可以了。
他們習慣於在同一班級或者是同一年級組中作比較，然後認為那些偏差值比自己高的人理所當然地就應該去政府部門工作。同樣，能進入媒體工作的人也被認為是偏差值很高的人。所以，他們認為政府所做的一切決策都是對的，媒體所說的話也全都是可信的。
日本社會的現狀就是這樣的，人人都把信奉政府和媒體當做自己生活的「前提」，因此日本社會壓根兒就不會產生所謂的「集體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