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齊宣王問孟子：「人家都說讓我把明堂給拆了。你說我是拆呢，還是不拆？」
明堂是個什麼東西，先得解釋解釋。這是當年周天子東巡的時候蓋的接見諸侯的一處場所。現在齊宣王問出這話，潛台詞是：天下已經是諸侯各自為政了，周天子也不會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著了。有人可能會問：「那齊宣王留著自己用唄。」可是，按照規矩，這明堂還只能天子待著，別人不能用。所以，這麼一個干佔地方不能用的建築，是不是乾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現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塊發展旅遊的招牌。可齊宣王缺乏經濟頭腦，別人一說，他也覺得是這麼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還有個不好明說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標誌物給拆了，別在這兒礙眼。這齊國是我齊王最大！
這裡提到的明堂，據說到漢朝的時候遺址還在。這會兒齊宣王到底還是難下決心，因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著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
如果齊宣王問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連「八佾舞於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況是拆明堂。可畢竟兩百年過去，時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沒希望扶得起來了，就當沒這個人好了。孟子會怎麼回答呢？回答說「拆就拆吧，拿廢磚瓦還能蓋幾個公共廁所，也算造福大眾」？這不大像大儒說的話。以儒家的傳統來看，「不拆」似乎是個比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來了一句妙答：「這明堂是天下聖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話，就留著這東西算了。」
這個回答，首先是建議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卻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說，你齊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統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資格使用這個明堂。看，孟子這是挑唆齊宣王謀朝篡位呢。
孟子在這方面一貫的邏輯都很簡單：不管你什麼血統，不管你什麼門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謀朝篡位一統天下好了。這要放在大一統時代，可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思想啊！齊宣王一聽，大概有點兒動心，接著問：「仁政是怎麼回事，孟老師再給我講講。」
孟子說：「從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帶，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產量的九分之一，公務員都是世襲的，關卡和市場只做管理卻不收稅，湖泊不禁止打魚，一人犯罪不會株連家屬。」
齊宣王張大著嘴，「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啊！」
孟子說：「咱們這時候還沒有『天方夜譚』這個詞呢！您聽我接著說。世上有四種人最可憐，您知道是哪四種人嗎？」
齊宣王挨個數手指頭，「地、富、反、壞、右，哦？怎麼是五種人，多了一種？」
孟子氣結，「不對，是鰥、寡、孤、獨，是這四種人。」
「哦，」齊宣王點了點頭，「倒是聽說過，可這幾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孟子解釋說：「死了老伴兒的老頭兒，叫做鰥，死了老頭兒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沒爹叫做孤，老兩口兒沒娃叫做獨。周文王發布政策的時候總是先想到這四種人的利益。《詩經》上說：『富人的日子不錯啦，可憐可憐窮人吧。』」
齊宣王重重點頭，「這話說得可真好！」
先不繼續翻譯，這裡有兩個問題要談。一個是「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產量的九分之一」，一個是仁政的稅收邏輯。
先說第一個。我這個翻譯其實很不準確，當時的實際情況，按照一般的說法，是井田制，簡單講就是把一塊地劃分成一個「井」字形，這是九個部分，中間那片地是公田，周圍八塊地是私田。私田的收穫歸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謂「九分之一」，其實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你種一塊地收穫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這個時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壞掉了，其中經過過於複雜，而且枯燥無味，這裡就不講了。但值得一談的是，井田制在後世兩千年來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複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漢的王莽。其實仔細想一想，王莽這人雖然很招人罵，但他還真是很貼近孟子理想的一個君主，效仿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樂乎。王莽很有理想主義傾向，但他搞土改終究沒成功，又接二連三倒大霉，最後成了個失敗者。
王莽土改的失敗並不影響井田制的光輝。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搞的，有人很不滿，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佔有那麼多土地而窮人很少有地可種，甚至淪為富人的農奴。但搞平均化得有個說法，所以呢，先王聖賢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覺得，井田制的意義不在於實行這種制度本身，更在於對社會畸形貧富差距的不滿和對公平的呼籲。後儒在這一點上還是有些響亮的聲音的。
宋朝大儒，關學創始人張載，人稱橫渠先生，就是這麼一個人。
提起張載這個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紹一下。看過《英雄志》的人應該都記得狀元盧雲，他還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山東老鄉。盧雲有個座右銘，全書之中反覆出現過好幾次。第一次出現是盧雲剛出場不久，那時候他還只是個窮書生，一點兒武功不會，因為性情耿直，被人欺負慘了。盧雲痛苦之極，自問讀書是為了什麼，他仰天高呼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小說里的這一段把氣氛烘托得極好，所以盧雲這四句一出口，當真震撼人心——是啊，讓我們想想，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這四件事！當然，現在還有這樣高尚情操的讀書人很少了，讀書無非是為了學一門手藝，好謀個好差使。所以我們更會覺得盧雲了不起，覺得這四句話了不起。現在我告訴大家，這四句話不是盧雲說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說的，而是我現在講到的這位張載說的。這四句話，是張載最出名的名言，張載不是也叫「橫渠先生」嗎？所以這四句話也被人稱做「橫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學生，我勸你一定要把這四句話背熟，等有人問你讀書是為了什麼，你把小胸脯一挺，「噹噹當」擺出這四句，擲地有聲，多牛！
我前邊講過儒家後學很多都流於「大而無當」，當時我沒舉例子，現在可以看看了，這位張載張橫渠，可不就是這樣一位嗎？
張載就曾經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沒有那麼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覺得這東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鄉搞試點，搞幾處實驗田。這個想法還是不錯的，改革嘛，要摸著石頭過河，先找個地方試試水深水淺，等沒問題了再把經驗逐步推廣。但是，遺憾的是，張載的井田制試點終究沒搞起來。
前面提過的方孝孺也是個井田發燒友，極力鼓吹推行井田制。關於這一點，無論時人還是後人都批評他食古不化。其實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實在太嚴重了，要解決這個問題，井田制至少是一項聽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當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沒真正實行起來。井田制在周代以後是不是真能恢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這個制度只屬於那個時候的古代社會，以後的社會，情況複雜多了，井田制確實搞不了了。
但無論是張載還是方孝孺，他們對井田制的熱情無疑都來自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也來自孔孟的井田與平均主義理想。從這一點來說，他們確實繼承著先輩的遺志，但時代變了，這誰都沒有辦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來的一個社會藍圖，誰都覺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屬於過去。
該說第二個問題了。嗯，先引一段書。孟子總是引《詩經》，引《尚書》，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個經典，是金庸的《鹿鼎記》——
他沉默半晌，回頭向禪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