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忙，真的，盡量不要請我演講、座談、寫序或是什麼推薦信。我真的很忙。
我寄居在一個島上。這個島的面積，如果不包括它旁邊突出來讓海鷗打個盹的大小岩石，大概只有76平方公里，也就是說，直走個八里路，橫行個九里半，再走就要掉到海里去了。
島的位置，據說是北緯22度11分，東經113度32分。台灣的嘉義有個23度線，對，你往下走大約808.82公里，就會碰到我。
碰到我時，不要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正在忙，忙著望出我的窗外，盯著窗外這一片濃綠的樹林。
是這樣的。我搬來這北緯22度11分、東經113度32分的第一個春天，二零零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天——你可以去查證日期；因為早春的風從西邊非常輕柔、輕柔地瀰漫過來，帶著海洋的鮮涼味，我就不知不覺捧著書坐到了面海的陽台上。那是一本剛剛出版的德文書，一個德國作家寫他從柏林徒步行走到莫斯科——那是1607.99公里——的紀實。讀著讀著，我開始感覺不舒服，心悸，難過。
放下書，眺望海面，慢慢地，像一個從昏迷中逐漸蘇醒的人，我一點一點明白起來。讓我心悸、難過、不舒服的，不是海面上萬噸巨輪傳來的笛鳴，也不是那輕柔的海風裡一絲絲春寒料峭。是有一隻鳥，有一隻鳥，一直在啼。
從我高高的陽台到平躺著的大海水面，是一片虛空。所謂空，當然其實很擠，就是說，有夕陽每天表演下海的慢動作，有島嶼一重又一重與煙嵐互扯，有黃昏時絕不遲到的金星以超亮的光宣傳自己來了，有上百艘的船隻來來去去，有噪動不安的海鷗上上下下，有不動聲色的老鷹停在鐵塔上看著你，有忙得不得了一直揉來揉去的白雲——還常常極盡輕佻地變換顏色，有灰色的雨突然落下來，有閃電和雷交織、好像在練習走音的交響曲，有強烈陽光、從浮動的黑雲後面直擊海面忽閃忽滅、像燈光亂打在一張沒有後台的舞台上。
可是整個空間像萬仞天谷。在這萬仞天谷中，有一隻鳥，孤單一隻鳥，啼聲出奇地洪亮，充滿了整個天谷，一聲比一聲緊迫，一聲比一聲凄厲。我放下書，仔細聽，聽得毛骨悚然，聽得滿腔難受，怎麼聽，都像是一個慌張的孩子在奔走相告：
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鳥，巨大的聲音，跨越整個樹林和海面，好像家中失了火，滿村子哀告：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我飛奔進卧房裡拿眼鏡。我飛奔進書房裡拿望遠鏡。我飛奔回陽台，像潛水艇浮出海面的偵察雷達，我全神貫注，看。
他的凄苦哀叫，離開了海面，穿越我的頭上，到了另一頭，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樹林。我抓著望遠鏡奔到窗口，瞄準了樹林。
他的啼泣，大到蓋住了汽車行駛的聲音。樹林很深，他繼續哀哭：苦啊，苦啊。我努力地看，卻怎麼也看不見他。窗外一片樹林，成群的鳳頭雪鸚鵡我看見，悠乎游乎的老鷹我看見，但是，我看不見那家中出了事的苦兒。
我很忙，因為我一直在找他。我不知道他的長相，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如何從「苦啊苦啊」的聲音，上網去查出他究竟是誰？
兩個月後，一個上海老朋友來訪。我泡了碧螺春，和他並肩坐在陽台上看海。驀然間，一聲晴天霹靂的「苦啊——」，從樹林深處響起。我驚跳起來，朋友訝異地「唉呀」出口，說，「嗄，怎麼香港有杜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