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晉五說了這一大套，在他自己想著，瑞琦聽了，一定要咨嗟嘆息，替滿清可惜那金梁玉柱。再不然，一定要痛罵彭國珍，不應殘害多年的老友。哪知瑞琦聽了，竟自哈哈大笑。晉五忙問道：「二爺為何笑起來？難道說這件事還有什麼可笑的地方嗎？」瑞琦道：「難為你也是在德國留學七八年的，連這件小小的歷史，全不知道。瞎說了半天，直然是少所見而多所怪嘛！」晉五道：「二爺，你先不要責備我。你得知道，你留學的地方，同我留學的地方，性質迥乎不同。你在美國，人家那是共和的鼻祖，真正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不受絲毫的拘束。我留學是德國。德是君主國家，名為立憲，其實是開明專制。所有防範革命的手段，非常之嚴，隨便開一個會，全得遞四五道呈文，有一處批不準，這個會便開不成。至於革命黨人，尤其不準入境。你何時聽說革命黨中，有一個德國留學生嗎？」瑞琦道：「怨不得五哥的奴隸性這樣深呢，原來是在奴隸國家、奴隸學堂畢業的。」晉五道：「你先不要開玩笑，到底說一說，內中有什麼可笑的歷史？」瑞琦道：「我是在美國時，聽一位革命黨人親口對我說的。他說，彭國珍同善輔在東洋留學時，兩個人年歲相同，相貌相同，並且在學校中的成績，甚至身上穿的衣服，無一不同。彼時留學的人，全認著他兩人是親兄弟，哪知連姓全不同呢。兩人好到極點，便提倡要仿照當年劉關張桃園結義。人家結義在桃園，他們結義，卻跑到東京小金井櫻花園中，朝著老天爺叩拜宣誓，結為異姓兄弟，同心協力，興漢滅清，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來，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去，將桃園盟文，略微變通了變通。從此，兩人益發親密。後來善輔回國，才露出本相來，把彭國珍氣得七竅生煙，恨不即刻回國，把善輔炸為碎粉，才消胸中之氣。倒是善輔識趣，給他去了一封信，很說得娓娓動聽，並應許從此以後，決不殘害民黨。國珍的氣，才略略平復了一半。近年善輔利令智昏，竟完全變了卦，對於民黨分子，一點也不留情。聽你說，索性連北京的漢人，全要斬草除根，這也就難怪國珍不肯留情了。我想他兩人當年的交好，竟會有今日的結果，實在令人可笑，所以禁不得笑起來。這種人有什麼可惜的，也值得你這樣張大其詞嗎？」晉五又喝了一杯酒嘆道：「看起來，滿清的天下，是沒得希望了。常言說，人心既去，天道難回。如今也不必管南方、北方，只這一個小小京城，便是榜樣。除去我們旗人，吃錢糧度日的，生命所關，還不會改變心志，其餘無論商家住戶，各界人民，口口聲聲，全都要贊成共和。其實共和是個什麼物兒，根本上他們也滿不知道，卻偏要隨著搖旗吶喊，發那種無謂的狂熱。這種愚民，說起來還不十分可恨，最可恨的，是有兩家報館，終日在紙篇上大吹大擂，把共和民主平等自由說得天花亂墜，把君主專制貶得一文不值。在輦轂之下，竟敢發這種狂言，鬧得滿城風雨，人心動搖，真真是可惡極了。」
瑞琦忙問：「是哪兩家報館？」晉五嘆了一口氣，說這兩家報館，性質絕對不同，主張卻是一樣。瑞琦笑道：「這話怪極了，性質既然不同，主張怎麼會一樣呢？」晉五道：「你哪裡知道？這兩家報館，一家是《國風新聞》，一家是《京都日報》。《國風新聞》本是日出兩大張，一種文話大報；《京都日報》卻是日出一小張半的白話小報。哪知他這小報的力量，比那大報卻高出十倍，差不多北京的人心，全被他這一張小報給說變了，真比三千毛瑟還厲害呢。但是他們那主筆同經理人，也太無味了。人家《國風新聞》主張共和，贊助革命，為的是大洋錢。一篇社論，一條新聞，真能一千八百的換錢花。終日坐馬車，吃大菜，住班子，置新衣裳，也對得起自己那一支筆。至於《京都日報》裡邊，經理同編輯窮得沒褲子穿，也不懂得去運動革命黨，弄幾個錢花花，偏偏要餓著肚子，提倡共和，贊助革命。請你想一想，這種人不是冤蛋嗎？」瑞琦道：「你倒不可這樣說。照人家的行為，才是真正純潔高尚的革命呢。至於《國風新聞》，不過是些高等流氓，打著排滿革命的旗號，好騙錢花，哪裡值得一論呢？本來老同盟會中的分子，也過於雜亂。在當初創始之時，黨規未嘗不敢肅，黨員也還知道自愛。後來每況愈下，那些下級黨員，直然變成了一種強盜結合：越是有品行有操守的人，越不能容；越是下三爛，拆爛污，明劫暗騙，生搶硬奪，滿嘴不說人話，一肚子奸盜邪淫的人，越能出風頭，在黨里奉為大將。那《京都日報》的幾位，當然同他們聯不到一處了。但是我久居北京，還不會注意《京都日報》裡邊，居然會有這樣出色的人物。五哥料想知道他們的底細，你何妨詳詳細細地說給我聽呢？」晉五嘴裡咽著飯，說：「我吃飽了，還得回旅館睡覺呢，要陪著你說到天亮，那可真辦不了。今天只好把他們高高供起，等明天我吃過早飯，破出一天工夫說給二爺聽，今天晚上，就求您饒了我吧。」瑞琦道：「豈有此理，你正說到熱鬧中間，為何打住不說呢？莫不成還要賣關子嗎？」到底崇晉五是打算賣關子不賣關子，作小說的實在不知道。可是作小說的，決不想著賣關子，使閱者諸君心裡發悶。咱們暫且把這一位闊少、兩位騙子手，全高高地供起來，直然把《京都日報》的人物，痛痛快快，請他們揭幕登場。
原來在前清時代，北京城風氣開得最晚。直到庚子拳亂之後，兩宮由陝西迴鑾，勵志變法維新，北京城這才有創始的日報。但在那個時代，名目雖說維新，骨子裡仍是守舊。因為慈禧太后，根本上本不贊成變法，不過為時勢所迫，面子上不得不敷衍遷就，好粉飾中外人的耳目。至於她的本志，就抱定了活一天樂一天。其實未來的局面，她早已看清，明知自己萬年之後，大清朝的宗社，一定要支撐不住。可是你要叫她放棄大權，由光緒皇帝自行親政，把國家著實地整頓一番，那卻萬萬休想。這是什麼緣故呢？一者因為貪權好利，天性萬不能移；二者因為她手下的幾個寵臣，全是光緒的冤家對頭，生怕還政之後，保不住他們的首領，所以活一天就得庇護他們一天；三者因為同光緒的母子感情，也過於惡劣，終身銜恨刺骨，決不能使她有舒心如意的一天。有此三種原因，所以寧可瞪著眼睛，坐視祖宗艱難締造的基業付之東流，也決不能回心轉意。果然，她崩逝之後未足三年，便出了這意外的變故。追原禍始，總不能不歸咎於慈禧了。因為這樣，所以北京的輿論，也不能不受這種勢力的支配。那些開始創行的日報，大半全含些半官性質，非如此不足以圖存。僅僅有一足以圖存、僅僅有一個敢說話的《京話日報》，落葉歸根，還把總理彭翼仲發往新疆效力。那時候創始的文話大報，只有朱琪辦的一個《北京日報》。白話小報倒是存有兩三家：最早的是《京話日報》，其次是《正宗愛國報》，再次便是《京都日報》。這三家小報，在北京城的勢力，確是非常大。因為九城內外，各商家，各住戶，差不多家家全要看一份小報。價值非常便宜，上面載的新聞，卻又不少。尤其是本京地方新聞，消息非常敏捷。不怕是昨日晚夜發生的事情，次日早晨便能詳詳細細地登在報上。而且稍有關係的事，一志再志，三志四志，甚至連載十幾天，必要把始末根由，收場結果，原原本本地登出來給大家看。所以小報的銷路，非常之廣。自《京話日報》被封之後，只剩了《正宗愛國報》同《京都日報》兩家，其餘還有一兩家，等諸自鄶而下，不足數了。這兩家報，要論銷路，以愛國為第一，它每日總能銷三萬上下。可是敢說話，有價值，卻要推《京都日報》。它每天約銷七八千份。可是看《京都日報》的，大半是中上等社會知識界中的人。因為它這報雖系白話，做得卻並不俗，可稱得起是短小精悍，雅俗共賞。而且演說那一門，尤其是言中有物，字字生動，真能替商民說幾句公道話。因此，上北京城稍有知識的人，提起《京都日報》來，沒有不贊成的。
可是這個報在當初組織之時，也未見得十分出色，全是後來由兩位有思想的人慢慢演進，而造成的一種價值。《京都日報》的發起人，便是四十幾回中打奏案的何益三。他自組成此報，便身為總理。辦了兩年多，不見發達。有人建議，說你所約的那幾位編輯，實在不夠材料，要想謀發達，非另請有學識有手筆的人來做編輯，是萬萬難求進步的。何益三倒是肯聽話，決然於北京幾個報混子之外，另請高明。此時恰有一位印刷界的朋友，名叫蕭玉成的，對他說：「你要想請主筆，我意中恰有一位。此人在舊學中，是舉過優的醫生；在新學中，是出洋留過學的學生。年紀不大，而且又有新聞的閱歷。因為那印字館中，曾承印過通報，這位先生便是通報的編輯。他就住在我們館中，彼此盤桓了有半年多。我從旁冷眼觀察，見他編輯，又敏捷又有條理。一個桌子上，堆半尺多高的稿件，他目閱手批，筆揮墨染，只需一個鐘頭的工夫，便整理得井井有條，改寫得停停妥妥。要說到做文章，更是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而且文言白話，無一不精。至於他的品行，更是潔身自好，從不會交過一個污爛的朋友。可是他的性情，卻非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