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接過信來，見皮上寫道：支那行山東濟南中學堂章敬宗殿，下首寫國器自東京神田區旭樓旅館緘寄。敬宗知道是曹玉琳來的信，國器乃是他的號。急忙拆開，抽出信來，見上面寫道：
漢田（敬宗號）賢表侄青鑒：濟南分袂，裘葛倏更，緬憶英輝，時深馳溯。遙想起居佳勝，學與時增，是頌是禱。客歲年假，欣奉手書，敬悉台端將有東國之游，負笈求學，不遠萬里，雄懷遠志，敬佩良殷。叔隨班逐隊，無善可陳，茲啟者我國駐日蔡使，因鑒於學生大倡革命，擬密奏清廷，通飭各省，不準遣派留學，此折早晚即將出發。吾侄可糾合同志，急速來東，千萬莫延，延則有變。專此奉告，余容面陳。
順頌
學祺！
愚表叔曹玉琳拜手
敬宗看罷，心裡有些驚詫，遂將信揣在懷裡，在屋中悶悶坐著。張順給他沏上茶來，他也無心喝，心想此事萬不可回明監督，玉琳信中寫著不叫告訴旁人，況且監督也是宦途中人，他聽見革命兩個字一定頭疼，明想著送我們出洋，也不敢放手了。總得想一個巧妙法子叫他歡喜早送，才能與事有濟。左思右想，忽然福至心靈，得一妙策，便取過信紙來，仿照玉琳的筆跡寫了一封假信，就用玉琳的原封裝起，卻將玉琳的原信藏在身旁。洗洗臉，整整衣服，便到監督室中。先給監督拜過年。監督素日本歡喜他，便留他同桌吃飯，對他說道：「敬宗，你真是好學生，這般早便來了。其實出洋總得二月底，在家裡多住幾天也不妨。」敬宗乘勢說道：「老師有所不知，門生此次早來，還要請老師的示，我們出洋總要提前一個月才好。」監督忙問道：「這卻因何？」敬宗道：「門生的表叔曹玉琳，老師是知道的，他給門生來了一封信，說我們國的蔡公使很注意留學生，定於二月中旬要親自考拔一次，如果考列優等的，不但本人可以得獎，連原送學堂的堂長監督，全要填具考語，請旨嘉獎。門生的學業雖然不佳，到底也未見得准不能考取優等。如果僥倖得列優等，門生得獎倒是小事，老師可以列在保案中，奉皇上家天語褒嘉，也算是一點特別光榮，不枉費盡心血栽培了門生一場。」敬宗這一席話，句句打入監督的心坎里，登時笑逐顏開地問道：「這話果真嗎？」敬宗道：「門生怎敢在老師跟前說謊，現有書信可憑。」遂取出那封外真里假的偽信來，雙手遞給監督。監督戴上眼鏡，詳細地看了一遍，又交給敬宗，笑道：「難得蔡公使這樣憐才，他是國家大員尚且如此，難道我們就沒有成全學生的人嗎？他褒獎我們不褒獎我們，倒也無關緊要，但盼你們幾個學生替山東露個臉，我的面子上也好看。你們四人已經來了三個了，我今天便給那一個去電報催他快來。師範的幾個學生，我去見他們監督，大約三五日內也可到齊。到齊了，我立時就發款，你們一同到青島上船。從今天計算，如果快，不出十天便可以到東京。」敬宗謝了又謝，說全仗老師栽培。回到自己屋中，心裡好笑，說我略施手段，此老便入彀中。可見天下事，不撒謊調皮決然不會成功的。
果然沒出三天，中學、師範兩校出洋的學生俱已到齊，當時把盤費發給他們，每人五十塊現洋，五十塊老頭票，學費每年每人五百塊，卻由學務處（那時尚未立提學司）成總匯到日本，交給留學生監督，再按月發給他們。這十二人辭別了本堂的師長學友，又由學務處督辦帶領著見過撫帥。撫帥袁公著實勉勵了一番，說此去要專心致志地求學，千萬別隨著革命黨搗亂。將來學成歸國，本部院是要重用的，大家諾諾連聲出來。第二天，便乘膠濟車直赴青島。那時青島還是德國的租界地，洋樓街道，修得很是整齊。同人候船，在旅館住了兩天，恰趕上日本的長崎丸郵船開到青島，大家全買的是三等票，到了船上，並沒延擱，當日夜裡便開行。敬宗在船上無事，寫了一封快信知照玉琳，船上有郵筒，投在筒里，到長崎停泊，便由旱地先寄走了。好在二月天氣，海洋里沒有大風浪，果然未出十日便航到橫濱。此時玉琳已經接到敬宗的信，便約齊了幾個至近好友，預備到橫濱碼頭，迎接敬宗一班人。他這幾個知己的朋友，全是留學界中錚錚有名的人物，俱是青年，同曹玉琳在一個學校肄業。聽說玉琳的親戚來東，大家全要去歡迎，預算這一日午後，長崎丸准可攏岸，因此一同乘車到了橫濱，便直往碼頭等候迎接。不大工夫，長崎丸果然進口了，玉琳同一班人俱摘下帽子來高高舉起，表示歡迎的意思。此時來的十二人也都站在船面，敬宗眼快，早看見玉琳了，便招呼大家一同摘下帽子來，表示答謝之意。少時船靠了岸，玉琳同大家啪啪啪鼓了一回掌，作為初見面的歡迎禮。玉琳在前領著一班人跳上小船，然後登著梯子一同上了大船，挨著個兒全都行過握手禮。敬宗道：「大老遠的，勞表叔來此迎候，實在當不起。表叔一個人就很不安了，怎又勞動眾位先生？」玉琳笑道：「這有什麼，好在東京同橫濱相距不遠，你們初來乍到，要沒有嚮導，又得多耽擱兩天。我們既然見著，今天就可以到東京了。大家全到旅館去吧，在那裡吃飯，休息休息，坐夜車回東京正好。」
於是大家隨玉琳一同到了松岩旅館，把行李牌子交給館役，不大工夫，行李全都取來。敬宗十二人在船上住了七八天，雖然未遇風浪，到底有些搖簸，身上覺得不舒服。如今到了旅館中，凈面喝茶，登時精神煥發，忙向玉琳打聽同來幾位的姓名。玉琳忙替引見道：「這一位姓金名國安字子平，是浙江杭州人。這一位姓路名紹祖字仲芳，是陝西鳳翔人。這位姓張名廣源字伯淵，是直隸滄州人。這一位姓王名金海字玉山，是順天大興人。這四位全是我的同學好友，俱是慷慨有志氣的好男子，我們臭味相投，不亞如同胞兄弟。你們十二位以後交長了，自然知道我所言不虛。」於是敬宗大家又說了些久仰的客套話。大家吃過晚飯，一同乘夜車來到東京，住在神田區旭樓旅館。敬宗把此來的周折，如何誆哄監督，如何提前一月，全對玉琳說了。玉琳罵道：「這些缺少心肝不是人類的官僚，就懂得升官發財得保案，滿清偽朝廷，也專能拿這些事牢籠他們。老表侄的計策，正是投其所好，焉能不發生效力。」玉琳又替敬宗籌劃，不必入他們的普通學校，最好先入一年東文東語專修科，將來能夠直接聽講，便入他的高等專門，省得走繞道兒。敬宗諸事俱聽玉琳指揮，他的天分又高，果然一年工夫，東文東語俱都爛熟了，便插班入在大學預科，同玉琳在一個學校肄業。敬宗的為人本來漂亮，他看本校中幾個中國的有名學生全都大聲疾呼主張排滿革命，他也隨在後邊，慷慨激昂地說個不休。於是大家全引他為同志，說別看他年紀小，卻是個血性男兒。一來二去，敬宗的名譽便大起來了。那時提倡革命的急進派，第一就是張廣源，其次如曹玉琳、金國安、路紹祖、章敬宗，全是革命隊中的健將，終日奔走呼號，把革命兩個字，便視同第二生命。那膽子大的學生全都奉他五人為革命的導師，膽子小的卻不敢同他們親近，平日見了他們便遠遠地躲著，恐怕擔上嫌疑。他們五個人對於這類的學生，也全鄙薄不以人齒。因此贊成他們的便呼之為五豪傑，反對他們的便管他們叫五凶。他們五人因此益發得意，不但口談革命，還要著書立說，到處鼓吹。從此名聲越鬧越大，連蔡公使耳中全有了他五人的名字。
卻說此時革命的鼻祖孫逸仙先生，游遍南洋歐美，到處演說排滿，提倡革命。雖然同志的不少，究竟那時候留學西洋的人不多。孫先生的意思，總想把革命思想輸入學生腦筋，將來才能發生偉大效力。聽說在東洋留學的已經有了七八千人，他老先生便打定主意要到東京來，傳播他那革命種子。預先拍了一個電報到中國留學生總會，說鄙人確定於八月中旬由南洋來日本東京，與諸君一堂把握，聯絡感情，並要做我國運命上的商榷。大家接到這個電報，便開會商議，也有主張歡迎的，也有主張不理的，更有那膽子小的，聽見孫逸仙三個字，嚇得變貌變色，彷彿是聽見了父母名諱，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垂頭喪氣一語不發。座中激惱了一位少年英雄，挺身出來對大家說道：「今日之事，並非我徐天麒憤怒不平，實在我們學生太無人格！孫先生奔走革命，原為我們漢族爭自由，好脫離滿清的壓制，免得永久做人奴隸。我們稍有人心的，對於孫先生得怎樣歡迎！怎樣崇拜！他老先生肯來賜教，我們正是求之不得，為何拒絕不理？難道乃祖乃父給滿清當了三百年的奴才還沒有當夠嗎？這真是令人不解的事。」徐天麒尚未說完，張廣源、章敬宗、曹玉琳、路紹祖、金國安五個人一齊拍掌，又輪流演說了一回，一個比一個激烈。後來張廣源主張贊成歡迎的起立，此時連不贊成的也不敢不起立了，通共四十個人，全是各省留學中的正副幹事，他們既然贊成，其餘留學生也自然隨著，不敢發生異議。於是用留學生全體名義給孫先生復了一電，極表歡迎。孫逸仙得了複電，知道東洋留學界中贊成革命的佔大多數，便歡歡喜喜、興興頭頭地來至東京。大家到車站迎接的足有一兩千人。孫先生住在常盤館中，先同各省留學生幹事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