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三十年為一世，每逢過了一世，凡國家社會、風俗人情，無形之中，全許略略地有幾許變遷：有時由亂而治，由壞而好，由磽漓偷薄，而進於純厚朴誠；也有時由治而亂，由好而壞，由純厚朴誠，而入於磽漓偷薄。反正三十年前，三十年後，總有種種的不同。這種道理，要拿舊學名詞來批評，大半歸之氣運。要用新眼光觀察，乃是人類進化的原理。從古至今，遞演遞嬗，所以才有今日的現象。倘若終古不變，只怕到如今還是太古的頑民，渾渾噩噩，老死不相往來，那世界也就歸於消極，還有什麼文明可談，更有什麼歷史可記呢？所以昔人又說，天道十年一小變，五十年一大變。到底也不要管他三十年、五十年、十年八年，這變之一字總是與時俱進，沒有停止的，時間就是進化的軌道，不過有遲速之不同。只要你細心體驗，哪管他千變萬化，終要有一個遠因近果。作書的冷眼觀察，但覺我們這中國，無論國家社會、風俗人情，全都變化得很快。近十年以來更是大變特變，甚至把從前的禮教紀綱、廉恥道德，全都變得連一點影子沒有了。如此這般，還要說進化不快，只好坐在飛機上放綠汽炮，嗅著一點文明氣味，立時能把活人變成死人，那才算快到極點呢！咳，話又說回來，到底有能變的，有不能變的；有當變的，有不當變的。要是一概全變，這其中也有極大的危險，因為在大地之上，立國數千年，必然有一種特立的國性。這種國性，就好比人身的靈魂。人的靈魂離了軀殼，這個人必死；國的特性離了國家，這個國又焉能不亡呢？如今最時髦的新人物，時時刻刻總想把數千年的國性完全取消，非孝倡淫，居然演說於大庭廣眾之下。其餘種種新奇不經的道理，全以一言包括之，叫作新文化。究竟西洋是否以這種新文化立國，據許多宗教中有道德的老先生談起來卻又大大不然。可見這種新文化，在人家歐美各國，不過一部分極端派的主張，尚且不能普通。我們中國的時髦，反要完全效法，推行全國，這事能做得到嗎？然而退一步說，見智見仁，各是其是，作書的人也不敢斷定那時髦先生准不對，到底你也得以身作則，先行出一個樣兒來給大家瞧瞧，然後也好強人從我。哪知道在實際上一觀察，卻又老大的矛盾。連親父視同路人，反說是大公無我；連祖國一齊出賣，卻美為世界大同。推之其餘種種，全是片面的新文化。原來這種新文化是專許他對人家講，不許人家對他講的。似這種人，作書的不知會見過多少，聽見了若干。如今慢慢地寫出來，權當給他們諸位先生作一本世家列傳。到底善有善果，惡有惡緣，其中也要寓一番懲勸之意。並不是借著小說，隨便拿人開心，那就失了益世的宗旨，作書的人也決然不敢。
閑言少敘，咱們就書歸正傳。話說山東淄川縣，離城二十里有一座蒲家莊，通共有二百多戶，其中姓蒲的總佔十之七八，多半以務農為業，內有讀書人也很不少。因為蒲家在前清初年曾出過一位大名士，就是那著《聊齋志異》的蒲松齡先生。這位老先生本是一肚皮牢騷，又生於明末清初，不免有故宮禾黍之悲，便想借著文字泄憤。那時正值專制時代，君主的勢力猶如神聖，自有人說一個不字，立時便要罪及三族。因此便發生了許多文字之獄，一牽連便是數百人，活著的斬頭，死了的戮屍，種種殘暴無道，真難以筆墨形容。蒲老先生親眼所見，自然懷著戒心，到底他那滿腹的學問文章，為牢騷所鼓盪，不能不發泄出來。因此才著了一部《聊齋志異》，滿紙狐鬼，其實全是寓言。閱者要認為實有其事，那算被老先生冤苦了。可惜他才學雖好，卻一世不曾發跡，寒窗課讀，了卻終身。因為他是個名士，所以後代子孫還繼續書香不絕，到底飛黃騰達卻不曾出一個人，不過是青矜食餼，仍以教書為生活罷了。直到前清光緒年間，他的九世嫡孫名叫蒲書號竹年的，下鄉試場中了第七十名舉人，在他家中總算是破天荒的榮耀。哪知以後只應這一次會試，便把科舉停了，竹年的歲數又已長大，從此也就絕了進取的心，仍在村中課讀。這一天，正在書房給學生講書，忽然推門進來一位老翁，竹年舉目一看，認得是本村的財主章善同。他家中種著七八頃好地，城內還開著糧店，生意也很興隆，在本村中算得是首戶了，為人卻極其慳吝，一文錢也不肯妄花。平日與竹年雖然熟識，卻是不常往來，今日忽然推門而入，卻把竹年鬧了一怔，忙起身讓座，笑道：「你老先生輕易不肯串門子的，今日什麼風吹到寒舍來。」善同坐下笑著答道：「誰說不是呢，一天忙到晚，不是糧店裡派人馱糧食，便是先生來報賬。再不然，看著做活的揚場收囷，哪會有一刻閑工夫，因此疏親慢友的地方很多，你老先生可別見怪。」竹年暗暗笑道，這真是財主的口氣。又聽他繼續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特特來同先生商量一件事，我那小孩子長生今年十四歲了，白念了幾年書，始終連字還認不清，是我把先生辭退了。明年正月，想請你老先生到寒舍教讀，早晚兩饌，每月送八兩銀子的束脩，不知你老先生可願意嗎？」竹年略為沉吟，心想我教這散館，每月不過十幾吊老錢，還得自己吃自己。如今一個窮鄉村裡，居然有八兩銀子的館也不為少了。便笑道：「承你老不棄，就是這樣吧！但是有一層得要預先聲明，我這散館中有兩個得意的學生，我要帶過去的，就是令郎念書，也好有一個伴兒，還可以行吧？」善同雖然不甚樂意，回想兩個人不多，便也答應了。
從此一言為定，鄉間也不懂得下官書。第二年正月開學，便套車來接先生。竹年預先把自己家的一個侄兒叫子傑的，也是個秀才，約了來教家裡的散館，免得人家子弟廢學，這也是讀書人的厚道。他帶過去的兩個學生，一個是自己的兒子名叫子化，一個是同村孫姓的子弟名叫孫訥言的。上館之後，賓東很是和睦。那章長生果然聰明過人，大有進步，一年的工夫便把《四書》讀完，隨念隨講，他無不言下領悟，回講時候是一字不差。因此竹年常對東家誇讚學生，說我教了多半世的書，從未遇著這樣一個聰明子弟。你老先生真是有德行，有造化，將來凈等享兒子的福吧！善同聽了立時心花開放，忙向著先生又是作揖，又是請安，笑道：「這全是老師的栽培，將來點了翰林，朱卷上第一名業師先得把你老先生刻上。」竹年聽了心裡不覺好笑，科舉已經奏停三年了，他還想著叫兒子點翰林，可見鄉間人真正是孤陋寡聞。有心說破了，又怕打散了他這一團高興，話到舌尖又咽回去了。
轉眼教過兩年。這一年正月，長生十七歲了。先生年下回家過年，過了正月十五定期上館，擇的十九日是入學良辰，善同自己坐著轎車來接先生。他兩家相距不過半里之遙，本來用不著坐車。鄉下財主要擺架子，好叫同村的人知道他家裡請了一位孝廉公的老夫子，又在正月里要顯一顯自己家裡的新帷子車，所以每逢正月，必要用車接先生，就算成了一條慣例。附館兩個學生全都因事來到，只有竹年隨著東家來到館裡，舉目一看，不覺心裡詫異。但見屋中四白落地糊裱一新，當中一張八仙桌，掛著大紅洋呢的圍桌，桌上擺著香爐燭台。香爐的後邊放著兩個九寸盤子。上首盤子里擱著一頂大帽子，上嵌著一顆水晶頂子；下首盤子里放著一隻五十兩的大元寶。再看香爐里插著整股的檀蘇高香，氤氳繚繞，香氣撲鼻。兩邊燭台上全插著極大的紅燭。桌子後邊卻擺著一張椅子，椅子上掛著大紅洋呢的椅披。竹年才要開口動問，卻被東家一手拉著一手推著，直推到椅子上邊，強捺著叫他坐下。自己抹轉頭來到了桌子前邊，雙膝跪倒，咚咚咚便磕了三個響頭。嚇得竹年忙跳下座位來，一面自己跪倒，一面又用手拉他，口裡倒吸著涼氣，問道：「東翁，你莫非是瘋了！我是個活人，為何給我上起祭來，這不是笑話嗎？」善同兀自不肯起來，又饒了三個響頭，方才立起身子來，卻又一聲不響。只見家中做活的過來，把香案撤去，把帽子銀子挪在別的桌上，調上四副杯箸，又搬過三把椅子來。少時從後院走出一位蒼髯白髮的老頭，兩個後生隨著，一個是長生，那一個卻有二十多歲，生得豹頭環眼，氣象很是軒昂，一齊進了書房。善同忙替引見，說：「這位老翁姓曹，是江蘇人，是我的遠門姑丈，在山東候補通判，已經多年了。這位少爺，就是他的兒子名叫曹玉琳，在省城什麼學堂里讀書，說早晚也要做官了。不知我們生兒得何年月日，也能照他父子兩個大小弄個官兒做做，也不枉我巴結一場。所以今天懇求老師無論如何，三年以內把你學生教成了，求個一官半職，也不枉我今天磕這許多頭。」竹年到此時才恍然大悟，有心笑出來，又怕他怪不好意思的，只得與大家見禮，高低竹年坐了首座，曹翁相陪，曹玉琳同善同對面坐下，長生在下首打橫。少時酒菜上來，雖然是鄉間，雞鴨魚肉倒是樣樣俱全。彼此喝著灑，竹年問曹翁因何事到淄川，曹翁說是奉藩憲所委到這裡幫審一宗案件，順便到舍親宅上走一遭。竹年問玉琳今年貴庚，是讀書，還是出來就差。玉琳恭恭敬敬地答道：「小侄現在濟南客籍學堂肄業，明年就可畢業了。老伯曾中鄉榜，自然是通儒碩學，小侄今天倒要領教一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