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意志市最為反覆無常的七月里，我的偵探社終於如期開張了。
在當晚舉辦的小型聚會上，漢迪克和奧魯同時對我在偵探社選址問題上的非民主性表現出了極度的不滿：
「可惜離局子遠了點——如果你忙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少了?」，舉杯之際，漢迪克頗為委婉地指責了我。
「看來你並不很將我們這些老朋友當一回事兒?」，奧魯則直接給出了最尖銳的批評。
但之前，奧魯卻在私底下跟我說過：
「既然那麼近，我一定會時常去你那兒喝杯咖啡的?」
我當然再清楚不過——這只是奧魯的拙劣借口而已，以「順路拜訪」偵探社的方式解決困擾他多年的周末伙食問題，才是他所真正關心的。
是的，我的偵探社開在豪澤區、小吉姆街十三號五樓，一個相當冷清、而且從數字上來看很不吉利的地方。
彼特菲爾德剛剛就問過我：
「文澤爾，你選擇這條街開偵探社，是不是為了紀念老吉姆？」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無論如何，雖然有如上所述的、這樣那樣的指責、批評和疑惑，我這些可愛的老同事們，卻無一例外地給予了我新的職業生涯最多的祝福。
聚會一直開到凌晨三點半。大家陸陸續續地離去之後，我發現自己一點睡意也沒有——於是，我燃起了一支Marlboro，開始為我從事偵探事業以來接受的第一筆委託寫總結。
好了，經過兩個多月的忙碌之後，我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將關於這個已然結束的案子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展示在我們面前了。
大概是在那次掃墓的偶遇之後，萊蒙德與一個名叫雷克拉姆（Reclam）的、早年搬去米莉豪森市的舊時朋友意外相逢，那人是當時那個化裝舞會的組織者之一。
老友重逢，自然會談及往事。回憶之中，雷克拉姆無意間提及，八年前的那個化裝舞會竟然是別墅管家羅德一手出資籌辦的。
萊蒙德當然會對此感到十分在意。追問之下，雷克拉姆表示，那個化裝舞會的舉辦時間和地點都是由羅德先生提前確定，他和其他幾個組織者只是負責尋找參加者——不過，羅德曾經特別提到過要邀請萊蒙德，並且讓他一定要帶上自己的女朋友。
雷克拉姆和其他幾個組織者確實都邀請過萊蒙德，並且也都要求他帶上自己的女朋友——這些萊蒙德都記得很清楚，只不過，他一直都不知道，這實際上是管家羅德的指示。
和雷克拉姆的會面之後，萊蒙德很自然地懷疑到——羅德和伊麗澤的案子之間還有某些尚不為人所知的內幕。他因此將娥蔻送到他姑姑家，開始暗中監視羅德的行蹤。
呂根曼先生自殺之後，羅德便開始頻繁地和幾個專打財產糾紛和繼承權官司的律師接觸——這點萊蒙德說得並不詳細，反正，在幾次十分不容易的竊聽行動之後，萊蒙德得知了一個讓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消息：
羅德·施密茨竟然是霍費爾家族的後裔！
結合已知的事實，萊蒙德作出了一個在動機上完全合理的假設：
為了奪取霍費爾財團的所有權，羅德在八年前僱人殺死了伊麗澤，最近又設法害死了呂根曼先生。
讓我們想想看——羅德早已經知道萊蒙德和伊麗澤每次相約溜出別墅的地點，而這個地點恰好也被卡羅莉娜以及她的情夫們所利用：羅德利用了這個巧合。一方面，他建議呂根曼先生約卡羅莉娜在那裡見面；另一方面，他籌划了一個伊麗澤必然會隨萊蒙德一同參加的化裝舞會。他預先算好了兩人前往舞會現場所需的時間，並大概估算出了兩人計畫在「老地方」
碰面的時間點——這個時間點則正以他向呂根曼先生所建議的、「最不致引起人們懷疑的」
揮刀時間為依據。
然後，他再主動向呂根曼先生提議：由他負責牽制住可能在預定時間裡對計畫造成威脅的年輕花匠——呂根曼先生自然沒有拒絕這個提議的理由。
於是，在我們精明管家妥善而周密的安排之下，伊麗澤「十分意外地」獻身在了自己親生父親的刀下；呂根曼先生的棄刀行為，也「十分意外地」造就了一個引起了全市恐慌的連環殺手——而這點，當然是在羅德先生的計畫之外了。
我們的花匠先生完全沒有顧及到以上所提及到的這些細節——他留意到羅德反覆向律師們出示一個黑檀木刀架，他當即意識到：這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證物，也是羅德最終能否取得霍費爾家族財產繼承權的決定性因素。
或許是被長期積累下來的壓力以及突然之間爆發的怨恨沖暈了頭腦，萊蒙德竟然闖入了刀室，將這個他認為「十分重要」的刀架給偷走了。他藏身在那個地下室里，並計畫與羅德先生在交涉之中達成妥協。
萊蒙德開出的條件，是讓羅德主動向警方自首——而這個條件恰恰是我們的管家先生最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見，我們的花匠確實是昏了頭了）。他聯想到很可能也知道整件事情真相的我，向我提出了這個委託，同時又僱傭了一名職業殺手，計畫將我們倆一併除去：
「找到黑檀木刀架並將它和萊蒙德一起帶回來。無論萊蒙德是否反抗，都用這柄麻醉槍將他弄暈——別問我理由，這是必須的。」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委託人、羅德·施密茨先生給我的委託：而這個委託的動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詭計，我們現在當然已經十分清楚了。
實際上，黑檀木刀架在羅德·施密茨的繼承權問題上所起的作用，被我們的年輕花匠無端誇大了——雖然我們自始至終也無法得知，那張藏在刀架夾層的羊皮紙信箋里，究竟寫下了些什麼內容。但是根據刀架上所刻的那幾個名字，以及萊蒙德查閱霍費爾家族的傳記所得，我們也能夠作出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斷來。
黑檀木刀架上的名字，按照我的記憶，似乎是按照以下的順序：
佩爾玻娜、露歇兒、卡蕾拉、卡羅莉娜、呂根曼·霍費爾這些名字，除了最後兩個是同出自呂根曼先生之手外，其餘都是出自不同人之手——佩爾玻娜、露歇兒和卡蕾拉：這三個沒有姓氏的名字，按照霍費爾家族歷代的傳記所記載的，都是「曾背叛過霍費爾家族的、不知羞恥的女人們」的名字。
她們因此「不配享有『霍費爾』這個具有光榮騎士傳統的偉大姓氏」。
呂根曼先生在划去自己名後姓氏的同時，無意中也給了我們與此相關的足夠提示。
雖然家族傳記中並沒有詳述，但從呂根曼先生刻下「卡羅莉娜」這一點來看，我們能夠想像，這三個女人都是喪生在那把家族世傳的「長船」之下，而行刑者則都是霍費爾家族當時的主人。
特別的，萊蒙德提到傳記中所講述的，那個叫做「卡蕾拉」的女人——那恰恰是在一百年前（這也正好和我之前所提出的，關於一八八四年的聯想奇蹟般地吻合），一八九二年霍費爾家族的主人，是顯赫一方的麥爾登·霍費爾爵士。按照傳記中所記載的，卡蕾拉有一個至死都不願承認的私生子，並且人們最終也沒能找到這個私生子的下落。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假設，羅德的某個祖輩很可能就是霍費爾家族因一些尷尬的誤會而拋棄的那個所謂「私生子」，那些誤會在一八九二年當然是無法澄清的，但在一九九二年，人們通過新的血液鑒定方式以及新興的DNA鑒定法，卻可以很準確地判定，一個人是否和另一個人之間存在著某種血緣關係。
但是，我們應該清楚，時間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這種鑒定無疑會是複雜而曲折的——當今的DNA鑒定技術，在父輩和祖父輩之間的血緣確認上，已經可以達到很高的準確度；但相隔四代以上，比如直接通過血液DNA鑒定判斷羅德和呂根曼先生之間是否有親緣關係，卻是完全不可取的。正確的鑒定方法，是通過遺骸的DNA鑒定，先確認羅德的祖先是否為麥爾登·霍費爾爵士所親生，然後再逐代確定羅德是屬於該族系的血緣繼承者即可。
羅德大概在很久以前就已私下取得了以上所述的、關於和霍費爾家族之間血緣關係的醫學證明——更準確些的時間，甚至可能會在八四年的那個案子之前（可惜，我卻並不清楚當時 DNA 鑒定技術的應用水平，因此，這也只能算是一個未經考證的推斷了）：我們精明的管家先生一定考慮了呂根曼先生當時即行動失敗的後果——根據本州的相關法律，一個財團的所有人（按照法規中所說的，則應該被稱為是「絕對多數股份的持有人」）首先不得是尚在服刑期內的刑事犯。這樣看來，無論呂根曼先生是被當場擊斃還是被逮捕入獄，羅德先生都可以更早些取得財團的繼承權。
如果單純出於這樣的考慮，對羅德先生而言，呂根曼先生唯一的女兒也會是繼承權爭奪的有力對手——尤其是在呂根曼·霍費爾留有遺囑的情況下，伊麗澤·霍費爾的存在對於羅德的這一支系而言，無疑是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