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東西，或許也是在表演。請看下面的例子。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很多我們覺得稀鬆平常而從未加以反思的東西。而越是不能引起我們反思的東西，一旦它準備操縱我們，往往輕而易舉。
比如，除非實在是沒條件，否則領導絕對會有一間單獨的辦公室，而不會和員工擠在一間大辦公室里辦公。這麼做的目的，不僅僅是體現領導的地位、權威，尤其重要的是必須保持權力的神秘感。不設置神秘感，就無法確立權力的有效性。
權力不是什麼獨立的東西，只是一種統治—被統治、管理—被管理的支配關係。維持這種關係固然需要以懲罰為後盾、以獎勵為誘導，但如果不偽裝，它並不比柳宗元筆下的那頭驢子更讓人敬畏。
通往牛叉的道路上，行走著一群偽裝的人，背後跟著一群搖旗吶喊的傻叉。
在這個浩浩蕩蕩的隊伍里，劉邦同志是當仁不讓的先驅。
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的一個夜晚，作為秦帝國的一個鄉長，邦哥感覺到人生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想當初，他是一個逍遙自在的流氓，平時和人賭博，發了工資就去休閑中心洗頭按摩；沒錢吃飯了，還可以領一幫豬朋狗友去自己嫂嫂家混吃混喝。但是，自從接了個押一幫罪犯去驪山充苦役的差事，這種中產階級的美好生活就成為了往事。
當時的情況是，雨一直下，氣氛不算融洽，罪犯們利用大雨的掩護，一會兒就逃走幾個，氣焰有點兒囂張。而邦哥當時只有兩名馬仔，想砍罪犯，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不砍，罪犯逃光了，自己只能被上級領導砍。在那一刻，他彷彿聽到了哈姆萊特的經典句式：「牛叉，還是傻叉，這是一個問題！」
人，有時候是被逼的。在社會改變的關頭，很多人的處境大致一樣。但成功者比別人佔據一個優勢，就是他總能冷靜下來，嗅到機會。
站在秦朝末年的那個夜晚里，劉邦透過歲月的煙霧，好像看到了那個將端坐於漢朝有限公司總裁寶座上威風八面的自己。現在，他被逼著要作一筆風險投資。他要挖到第一桶金！
辦法是：裝！
還原一下當時劉演員的動作和語言。他猛灌一杯酒，很決絕、瀟洒地把碗一砸，然後充滿豪氣地回頭對罪犯們說：「弟兄們，你們要是到驪山，絕對死定，我現在把你們放了，逃命去吧！我也走了。」眾罪犯一愣，然後有人帶頭，其他人也跟著一起高呼：「老大，我們不走，你去哪兒，我們都跟著，給你提鞋都行！」
為什麼會有這種效果？我們來分析分析。
假定劉演員大義凜然地號召「大家一起反了」，可以判定這是一個愚蠢的策略。原因很簡單，罪犯雖然無論逃走還是革命，死亡的幾率都非常大，但僅僅是靠生命本能來驅動自己的選擇的話，選擇公然反抗，在心理上只會感覺到死得更快更慘！石頭追著砸雞蛋當然無完卵，但雞蛋自己去砸石頭，豈不很蠢？
注入情感因素呢？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注入情感就給選擇注入了意義，注入了道德因素，就把他們從一個怕死的個人變成了要演一齣戲給別人看的演員！
而劉演員在那種情況下，恰恰就可以利用他的身份來給他們注入情感因素。他不是押著他們去充苦役的領導嗎？「放」掉罪犯逃命，儘管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但在罪犯的心裡，卻等於是劉領導冒著殺頭的危險，執意要救自己一命！
對這樣會裝的大哥，不跟著他混，跟誰？
在秦朝末年爭奪天下的殘酷較量中，僅僅從演戲的素質上來講，就決定了項霸王同志最終只能被劉無賴先生淘汰出局。原因很簡單，項同志是「本色演員」，演的是真實的自己，因此在智力結構上缺乏防禦，而劉先生演的只是一個「情境角色」，真實的自己隱匿在黑暗之中，一直在窺視著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