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個地方談論鄉下人的革命性顯然有廢話的嫌疑，誰不知道中國革命就是鄉下人的專利，偉大的工人階級開始還在俄國人撐腰下充了幾天革命的領導，後來實在領導不下去了，只好獃在城裡看熱鬧。原因很簡單，當年工人階級，尤其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工人，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都比農民好，而當年的革命是造反，殺頭的買賣，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樂意干。晚清以來搞現代化搞得城鄉進入了二元軌道，城市雖然不見得興旺，農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慘，因為慘，自然樂意生事的人就多一點，所以那些慘到極點的窮鄉僻壤才鬧革命鬧得凶——即今天的老區是也。中共李立三當家的時候，逼著蘇南一些農村的共產黨人暴動，結果沒人響應，這些黨員被逼極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幾個來丟在茅廁里，就算革過命了；笨的一條麻繩將自己弔死在族長家門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過，這種越窮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說得通，細究起來好象也不是那麼回事，蘇維埃時期中國西北都窮，為什麼就陝北鬧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窮，為什麼江西革命鬧得更凶？無數歷史和現實的事實告訴我們，正經八本的農民顯然比城裡人更能忍受苦難和不公，被逼無奈之後，他們可以選擇告狀、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實證明，選擇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點，造反都難，更何況革命。看了黃樹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說的話題，就是農民的革命性，由於歷次政治運動都被說成是一場革命，所以，在這裡，運動就等於革命。
實際上，在我看來，正經八本的農民基本上沒什麼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鬨，做穩了奴隸，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張公藝本事還大；求做奴隸而不得，就跟著起鬨，比19世紀巴黎的無套褲漢還暴民。在革命時期，起鬨也可以被說成「革命的跟進性」，跟進得越踴躍，革命的聲勢也就越大，革命帶來了破壞，但也帶來了狂歡，只要不革到自家頭上，那狂歡的愉悅可是爽到極致。王學泰先生是研究遊民文化的專家，在他看來，農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脫離了土地的遊民，他們沒有土地宗族的牽掛，也沒有鄉土道德的羈絆，鬧將起來，運氣好的話，失去的只有鎖鏈，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所以，即使是現代的農民革命，也絕對離不開遊民。有些人總是批評共產黨在搞土改的時候依靠流氓無產者，更早一些，當年大革命時的湖南農民運動，那些「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革命先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本），在農民協會裡「稱王」，因而被人譏為「痞子運動」。其實，將這些人攪進來絕非共產黨人的本意，我曾經跟當年參加土改工作隊的老人談過，他們說，在運動之初，他們對那些鄉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專找村裡正經八本的貧僱農做積極分子，扶植這些人領導運動，然而，這些人大半木訥老實，腦筋不靈，什麼事都說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夠勇敢，指望他們鬥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種革命的氣氛，似乎是連門也沒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時又大半是革命對象，所以沒有辦法，只好請這些「革命先鋒」出山，這些人一衝二殺，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轟轟烈烈了。
有人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帶有如此強烈的清教道德主義色彩的革命，會允許毫無操守可言的流氓無產者廁身其間，而且佔據中心地位？其實部分原因就是農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標又得實現，所以即使是那些懷有一腔理想主義道德情懷的革命知識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結合。不過一旦這種結合實現了，那麼所有這些「勇敢分子」過去的劣跡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僅遮百丑，而且他們對革命的積極和忠誠被說成是一種新的道德、或者說更高道德的稟賦，相對於這種更高的道德，過去不為人齒的德行自然化為小節了。正因為如此，林村那兩位給日本人和國民黨都效過力，專門替人賣壯丁的吳良、吳明兄弟才會搖身一變，從下三濫變為村裡的人上人。而當革命後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犧牲的時候，又會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來，無論他們的行為有多麼不堪，依然會得到認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運動」中那個連妻兒都可以拋棄的透頂無賴林山（這在農村一般被視為最不道德的行為），居然將恩將仇報地把將自己妻兒養大的族兄誣為漏網地主，但是這種被村人公認的「沒天理，喪天良」之舉，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隊的支持，結果是好人反遭惡報，被斗得半死。在這裡，並沒有人認可忘恩負義或者恩將仇報，工作隊鼓勵的只是革命的積極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網的地主，那麼，只要合乎這個大目標，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讓路了。不過，雖然不斷地有「勇敢分子」摻和進來，但是革命並沒有因此而變成梁山好漢們的「替天行道」，進了革命隊伍的遊民，無論如何都要收斂自己的積習，除非你戰功赫赫，升到了某種特別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僅共產主義道德要講，而且講得頗有清教徒的味道，從某種程度上講，「勇敢分子」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一旦革命的氣氛已成，農民都跟進了，如果老三老四還是惡習不改，有損黨的形象，那麼他們也是會被拋棄的，只是拋棄的時候手法比之階級敵人要溫柔多了。我小時候曾經見過一個已經失勢的土改積極分子，老農民黨員，天天挎著個髒兮兮的到了幾乎看不清顏色的書包到處走，周圍幾個村莊，只要誰家請客，准有他在座，號稱是「請客不請我，這事犯羅嗦，多我一雙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請他，他還真的就給你搗亂，重則找借口反映你的「情況」，輕則上門撒潑耍賴。如此堅持繼續革命十幾年，雖然已經失勢多年，卻從沒有人把他怎麼樣過。
好在，農民雖然缺乏革命性，但並不缺少革命的跟進性，尤其當一個新世界被昭示給他們的時候，許多的承諾自然會帶來許多的希冀，特別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凱歌行進時期，畢竟還在瀰漫，至少在中下層的幹部中間還被視為美德，被革命請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斂自己的行為，換一副面孔混跡革命，那麼在革命已經發動起來以後，往往會被淘汰，被比較乾淨的年輕人取代，革命的純潔因而得以保持。關鍵是，解放以來，運動往往伴隨著革命的狂歡，至少對年輕人有著不可抵禦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儘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滿，農民還是在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中跟進，以熱情和積極換取那據說在不遠的未來就能實現的承諾。雖然，在大躍進到來的時候，美好的承諾變成了連年的飢餓，從此，農民對糧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進性消淡了許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繼續，運動在繼續，大家也還是跟著，雖然熱情已經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對農村准軍事化的改造，老的遊民銳氣已消，新的遊民又無從產生，結果是在農村，革命自大躍進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了上下降路線。
大飢謹剛剛過去就發動的「四清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專門針對農村和農民，甚至說像給過去的失敗找替罪羊，給農民一個說法的一場「革命」，領導「四清」運動的國家主席，就像當年領導解放區土改一樣，拋開原有農村基層組織，派工作隊進入農村直接訪貧問苦發動群眾，一時間，解放以來共產黨一手扶植起來的鄉村精英幾乎全部成了鬥爭對象，斗垮了幹部，然後再重新劃地主，將所謂漏網的階級敵人揪出來，實現農民的二次解放。但是農民對這二次解放，其熱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謂天壤之別，連「勇敢分子」比之從前也有貓虎之別，我們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棄義的林山，雖然無恥的程度不減當年，但衝勁與狠勁比吳家兄弟可差遠了。接下來，國家主席和他熱情的夫人發現他們原來錯會了意，運動其實就是要革他們命，找替罪羊的話，也要找個個大的，於是，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文革，鄉下和城裡感覺大不一樣，城裡鑼鼓喧闐的時候，鄉下和可能雞犬不驚，連農村的紅衛兵都嫌鄉下鬧不起勁，紛紛進城去做革命的馬後卒。這回革命先鋒輪到了學生，而學生再狠也狠不過當年做過流氓的前輩，後來經前輩的點撥，也狠了起來，但那是在城裡。當然，某些偏僻山區也發生過將出身不好的人全殺掉的慘劇，但畢竟是零星的個案，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大的波瀾都發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農村裡不是沒有「階級鬥爭」，只是任誰家裡都沒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無論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沒有土地不說，連浮財也沒有半分，實際上，任憑上面怎麼號召，斗人和被斗的農民似乎已經被整疲了，反正怎麼革命，怎麼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龍門，都混不飽肚子。
所以，後來的人們回憶文革，鄉下人和城裡人的感覺是大不一樣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的葉書記講的那樣，鄉下對文革根本沒那種驚心動魄的感受，只是由於流傳的鋪天蓋地都是城裡人有關文革的故事，後來和外面的人才以為當時全國都一樣的瘋狂，其實，鄉下只抽了幾下筋而已。不僅如此，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