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報考清華的學生，在國文考試的時候，發現碰上了一道怪題：對對子。出了上聯，要求對下聯，上聯是「孫行者」。此題難倒了絕大多數考生，只有三個人據說對上了，他們對的是「胡適之」，其中有一個是後來著名的歷史學家張政烺。不過由於在清華考試之前，北大已經發榜，所以張先生沒有去清華。怪題的製造者是陳寅恪，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孫行者」的標準答案就是「胡適之」，而且是陳寅恪有意為之，目的就是調侃一下胡適。可是，後來張政烺先生說，他答得其實不對，標準答案應該是「祖沖之」。「胡適之」的「胡」字，跟「孫行者」的「孫」字平仄不協（都是平聲）。
事情發生的時候，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已經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話文達十年之久，儘管社會上堅持用文言文寫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為整體的教育體制而言，白話文已經牢牢佔據了統治地位。所以，陳寅恪此舉，在當時引起了考生和輿論的大嘩。批評的矛頭，大多是說陳是在開倒車。因為對對子是舊式私塾的功課，而新教育沒有這個內容。由於當時學界的復古思潮正在興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支持，怪題事件的製造者，恰好又是一個新傳統主義的中堅，因此，當時的左翼文化人，對此反應更加強烈。
不過，有意思的是，事情過後，別的考試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獨陳寅恪出的這個對子，卻久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甚至一直到解放後，知識界仍然在傳這個事情，對上了對子的張政烺先生，在人們的傳說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義。在今天看來，實際上，對對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話文為主體的中國語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傳統上，漢語寫作是要求音韻上有節奏的，就是說，文字讀起來要有鏗鏘的感覺，起伏的節律，因此要講究平仄，詩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時，音韻上的講究，是與文字的意蘊和色彩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文字不僅需要表達意義，而且還要有字與詞本身含義的組合所傳遞出來的色彩，為意義生色。只有這樣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其代聖賢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負擔的拖累，僅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好的，至少，在漢語的文字寫作技巧訓練方面，它是符合漢語自身規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私塾教育對對子的訓練，固然是為了日後八股文的寫作，但對於學生掌握和理解漢語，其實倒也是必要的。許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學者，在他們回憶往事的時候，往往對自己善於對對子的「事迹」津津樂道。雖然說，中國古代也有白話文，但古代的白話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聯繫的，是文言文的俗化，嚴格說不能用現代漢語語法規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諸健將提倡的白話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算做一種新的語文，它是同西式語言相聯繫的，必須符合主、謂、賓，定、補、狀的西式語法結構，其最後的歸宿，就是漢字的羅馬化。而當時的白話文主導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是後一種現代白話的一統天下。
然而，在人們的閱讀和教學視野內，文言文並沒有消失，那種拖著長長定語和補語的歐化句子，雖然可能風行一時，但並不一定能真的俘獲讀書人的心。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兩種寫作方式的交戰，最後的妥協，就是我們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寫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這樣的文字，是最難教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