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名人自傳，最容易發生的感慨，就是人家運氣怎麼那麼好，老是碰上好事，至於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視。錢穆先生由私塾轉中學，僅憑一篇作文，就可以連跳兩級。胡適就更是好運氣，一篇作文，讓他接連躥升了四級。這種好事，對於現在的人們，連做夢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還在後面。胡適參加清華留美生資格考試，第一場國文，作文題目是「論無規矩無以成方圓」。老兄一時性起，在考場上考證起「規」和「矩」的起源來，將一個帶有道德性的論述題，做成了考據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語文老師，碰上個按規矩來的考官，恐怕也會判他跑題，就算開恩不給零分，成績無論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蹟出現了，那場考試的判卷人恰巧是個跟胡適有同好的考據癖，閱卷之後大喜過望，提筆給了胡適100分。考慮到另外幾門胡適考得很水，而且最後錄取的名次也很靠後，所以說，實際上這篇跑題的作文，把胡適先生送到了美國（如果他按規矩做，不跑題，估計十有八九不會得這麼高的分）。如果胡適去不了美國，自然就不可能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談不出杜威的試驗主義，什麼《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嘗試集》以及紅學研究、《水經注》研究等，就都沒了，那麼以後「現代孔子」的稱號也許就得給別個了。
當然，錢穆的運氣沒有胡適那麼好，至少在中學畢業以後的時光里，遠不及胡適那麼光芒四射，不僅沒有機會出去留洋鍍金，甚至連國內的大學門也沒進，只在幾個中學做做孩子王。不過，在錢穆寫的幾本書出版之後，好事情也來了。沒有大學文憑的他，居然進了燕京大學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錢穆，在這個洋文天下的教會大學，居然還挑三揀四，批評學校的S樓M樓之類不夠中國化，所有發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結果呢，學校當局還真就改了，S樓變斯樓，M樓變了穆樓。之後錢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後在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等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任教，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的賞識和禮遇，接二連三地被請去給高官們授課。授課時每逢開飯，蔣介石得親自查看是否好吃。
錢穆和胡適的好事，都屬於曾經有過的好事，基本上無法複製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錢穆和胡適這樣的人，即使不被我們規矩的老師打入冷宮，貶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頭來。有誰能或者敢因為欣賞一篇跑了題的作文中的學問，而給他滿分呢？又有哪個大學能聘一個僅僅上過中學、又沒有在海外求學經歷的人當教授呢（沒有學歷的陳寅恪，畢竟有這種經歷）？從清末辦新學以來，我們的教育雖然經歷了曲折，但畢竟越來越像模像樣了。現在連國內三流的大學，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歸的博士，但是，我們再也沒有了錢穆，沒有了胡適，甚至不可能培養出哪怕有點像錢穆和胡適這樣的人。錢學森先生一生做過很多光鮮的事，也做過一些不那麼光鮮的事，但是，他最近說的一句話，卻是至理名言：我們沒有提供給人們一個可以培養出創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個成天呼喚大師的時代，一個時時將大師毀滅在萌芽里的時代，居然是同一個時代！後現代的荒誕，就是這麼在我們這個其實還沒有真正進入現代的社會裡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