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應該怎樣生活？這肯定是個問題。漫說從有儒者之名起，就有小人之儒和君子之儒的分別，就單算君子之儒，各個朝代也各有不同。西漢的時候，儒者近乎方士，董仲舒是獨尊儒術的始作俑者，最擅長的不是寫文章，而是指揮大批的巫婆求雨。當時朝廷徵求地方人才，賢良、文學、治劇（善於斷獄）和孝廉並舉，真正吃香的，其實是那些具有法家特徵的人才，這些人，進入官場，就變成了酷吏，那時的酷吏，都是能吏、廉吏。儒者真正走紅是在西漢末年，自漢元帝起，皇帝開始把原來當幌子的儒學當了真，君臣一起比著儒家的信條操練政治，操練到驢唇不對馬嘴的時候，就有點像演戲了。王莽篡漢，原本就是一場大戲，演得過頭了，新朝也就謝幕了。
王莽演砸了，但他所提倡的儒學卻留了下來，東漢開國，做官者通經成為一種必要條件。儒家經典不僅變成官僚的前提，而且滲透到日常政務之中。如果說，當年董仲舒依據《春秋》斷獄只是個別事件的話，那麼到了東漢，引經書斷案，已經成為理所應當的常事。依六經斷案，雖然有點牽強附會，但只要標準統一，其實也行得通。而通經作為做官的前提，問題就比較大，一來經本身就不統一，各家所習，南轅北轍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二來啃書本總是比較難，出人頭地就更難。大批的人擁向太學，皓首窮經，什麼時候是個頭？於是有人就想起走偏門——在道德行為上下工夫，如果被人認為在孝悌方面有出眾的表現，同樣可以博得一個儒者，甚至是有名的儒者的名聲。那個時候，只要有這方面的名聲，做官甚至做大官也就不難了。
父母死了，按規定應該守孝三年，有人一守十年。兄弟分家，做兄長的一點錢也不要，全給弟弟，弟弟得了家產，然後再轉給哥哥的兒子，結果兄弟倆都博得了好名。那時候，鄉里有「月旦評」，士大夫的行為舉止都是大家議論的內容，一旦被評個好名聲，終身受益。不過，採用此法博取名聲，也並非易事，以守孝為例，那是要在父母墳旁結廬居住，身穿麻衣，足著芒鞋，不能吃好的，不能近女色，守三年已經很難熬，何況十年？所以守孝十年的人們中，有人被查出在其父母的墓道里，生了若干兒女。顯然，在履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訓條方面，此公是比較有體會的。
雖然為了博得儒者的好名聲，追求道德的完善，士大夫有的矯情到了作假的地步，但在社會上，大家並不因此而不矯情了。應劭《風俗通義》載，有老儒每逢想跟山妻那個了，就行禮如儀，請示道：為子嗣計，敦倫（做愛）一次如何？對自己要求嚴，對別人要求更嚴，《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為父親守喪期間生病，母親令一婢女送葯給他，順手替他倒了洗腳水，被人看見，從此抬不起頭來。
其實，到了東漢名存實亡的時候，士大夫的矯情已經變成了對當權者的搗亂，比如孔融和禰衡，說話做事，不管不顧，動輒罵街。沿這條路走下去，魏晉南北朝士大夫自竹林七賢以來，走了放浪形骸的道路，禮教變成了糞土。原來規行矩步，競相在儒家道德上求勝的風尚，一變為刻意亂來，蔑視禮法的士習。誰不這樣做，誰就讓人看不起。
儒者該怎樣生活？歷史上從來沒有結論。自從儒學進了廟堂，儒者的生活就成了問題，聚光燈下，想不讓人看出彆扭來，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