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的中國，明清兩朝，士大夫能夠中進士而且點翰林，是科舉途上最榮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後，仕途最順，不僅可以有機會外放考官，收若干門生，納若干「孝敬」，而且升遷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過，清末，卻有兩位翰林公參加推翻帝製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譚延闓。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位譚延闓。譚延闓本是貴胄公子，父親譚鍾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員，不過面目相當保守，戊戌變法時任兩廣總督，不惟抵觸革新，而且連前任興辦的水師魚雷學堂也給裁撤了。譚延闓是譚鍾麟的晚年得的兒子，雖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利於優生，但這個老來子卻非常聰明，書讀得好，是光緒三十年會試的第一名，即會元。湖南名士王闓運聞之大喜，說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譚延闓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沒人中過會元）。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老子和兒子唱反調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兒子往往就激進，越是有出息的兒子就越有激進的可能。中進士入翰林之後，譚鍾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譚延闓，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憲派攪在了一起，高票當選湖南諮議局議長。接下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達峰做了湖南都督，沒多長時間就被刺殺，譚延闓被推上都督的椅子，從此落入「革命陣營」，二次革命反袁（世凱），國民黨陣營的四個省督獨立，也有他一份。此後在湘督位置上幾番上下，率領殘餘湘軍跟隨孫中山東奔西走，參加北伐，時而省長，時而督軍，時而總司令，時而軍長，最後做到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人緣極好，因他是文官，人稱文甘草。中藥配伍各有禁忌，惟有甘草跟什麼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別好的脾氣，譚延闓為人之隨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從容。做官時，下屬進門不用報告，有座便坐，有煙自取享用，而譚延闓不論什麼時候，都和顏悅色，了無怒容。即使被當面羞辱，則裝作不聞，即使被部下賣陣，差點做了俘虜，也不過是苦笑著搖搖頭而已。所以，他的第二個外號，叫譚婆婆。譚延闓人有名氣，字也寫得好（要是開門賣的話，完全可以賣個好價），一直做著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飯鋪酒店，到處都有他的墨寶。隨便一個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譚搭紙費墨，沒有二話，也許有些是秘書長之類的代勞，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將名義假借的。大革命時期，國共時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壘分明，但是惟有譚延闓，左派當他站在左邊，右派當他站在右邊，兩邊的攻擊炮火，都擦不到他的邊。反過來說，這種人的用處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長，也不過是國民黨內各個實力派都能接受的作為緩衝用的沙袋，一個軍人政權的點綴。
譚延闓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趕上了一個武人當家的時代，遍地烽火，到處打仗。「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幫會、土匪、教門也各逞威風，有槍就是草頭王，槍多氣粗，各以實力說話。譚延闓一介貴胄公子，不幸又是讀書種子，中過會元，點過翰林，雖然據說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時候曾經在武人面前露過一小手——可以雙手使槍，而且槍法極准，但依然沒有武人拿他當自己人，因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不是保定系（保定軍校畢業）。而他自己，也沒有親自下部隊，帶兵打仗，實現從文人到武將的轉變。所以，儘管他當過的官儘是些「武職」，督軍、司令、軍長之類，但始終成不了一個帶兵官，頂著那麼多貌似軍閥的頭銜，卻從來掌不了實權。實際上卻是秀才遇見兵，不僅有理講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趕走。
在那個時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長官」也罷，往往帶有很大危險性，弄不好就會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們給犧牲掉。可是由於譚延闓的好脾氣，左右圓通，這種危險對他來說卻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賣他，驅逐他，但卻沒有人敢冒湖南鄉里輿論的大不韙殺掉他。至於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於他的圓通，對人不構成威脅，也會安全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延闓是近代的馮道，苟安於亂世，靠的就是心平氣和，處世圓通。據說，譚五十歲那年，有人做祝詞曰：「茶陵譚氏，五十其年，喝紹興酒，打太極拳，寫幾筆嚴嵩之字，做一生馮道之官，立德立功，兩無聞焉。」譚氏聞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連稱奇才。說實在的，這祝詞雖然刻薄了一點，但對於譚，確實再貼切不過了。
譚延闓的時代，是中國現代的轉型時期，可是，轉型轉成了文官淪為驕兵悍將的擺設，只有像馮道一樣，心平氣和，唾面自乾，才能文運長久，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