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激情，基本上照著史書在抄，所以演義的後半，基本上等於《三國志》，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緻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面，前朝的漢獻帝已經做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於是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僕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麼呢？只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20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麼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
顯然，血氣方剛的曹髦已經忘了（至少在衝動的時候忘了），其實不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勢也路人皆知。經過父子兩代人的經營，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馬。人們本是由於屈從司馬家的勢，才故意裝作看不見司馬家的狼子野心，因為這種屈從，小可以換來合家平安，大可以換來富貴尊榮。那些不屈從的，則一個又一個地丟了性命，從舉兵造反的諸葛誕，到放浪形骸只會彈廣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義，在政治領域，本來就是勝利者秩序穩固時的精緻講究，一旦時局轉換，就當不得真。當曹髦準備跟司馬家玩命，找來商議的近臣中，只有尚書王經勸了幾句，其他的人一言不發，會一開完，就趕緊溜出去給司馬昭報信，好讓司馬昭有足夠的時間，找來一個肯當街「弒君」的傻子，從根上了結此事。就是這個王經，雖然並沒有跟著曹髦去搞自殺性襲擊，只因為沒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義出的詔令，給的罪名是「凶逆無狀」。
自然，那個結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濟，也得被犧牲掉。因為不管怎麼說，儒學的面子還是要給點的，表面文章必須做，因為以後司馬家坐了天下，總不能讓人說曾經公然容忍當街弒君者。雖然成濟得到的命令明確來自於「司馬公」，但最後結賬的時候，一切都算在了這個可憐的家丁頭上。這個頭腦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時非常憤怒，公然拒捕不說，還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謠言，進行反革命宣傳，以至於不得不將之亂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殺性襲擊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後工作的過於粗糙，還是給司馬家後來的統治帶來了一些麻煩，整個事件成了晉朝的一個瘡疤，提都提不得。兩漢除了西漢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經學的天下，在那個經學氛圍極濃的情況下，士大夫為了表現自己的孝義忠節，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那個時代，當然也有弒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乾的。魏晉時期雖然經學已經式微，但在公開場合，大家依然在裝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個皇帝公開殺掉，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尷尬的事情。晉室南渡之後，王導給東晉的司馬睿講起這段往事，居然令這個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進而懷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來。
看來，作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話，麻煩也是相當大的。作為一貫的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在曹髦被穿了個透明窟窿的同時，也出現了窟窿，而且繼位者又沒有及時修補，大家都裝作沒事似的。晉朝政治，過於迷信物質收買，迷信自家宗親血緣關係，開歷史倒車地把宗室分封為有實權的藩王，跟意識形態的這個窟窿不無關係。自秦漢以來，只有作為社會普遍道德的儒家倫理岌岌可危的時刻，人們才會特別迷戀於血親，把自己龜縮在自己血親關係的小圈子裡，信不著親人之外的任何人。顯然，對於一個官僚帝國來說，這種龜縮無疑等於自殺。西晉王朝其興也勃，聲勢浩大，然而卻二世而亡，個中道理，也許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