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的中國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宗族的復興已經是一個潮流，修族譜、建祠堂的熱鬧，連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也卷了進去，不僅樂此不疲，而且帶著莫名的興奮。雖說跟從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條河，連祠堂門外的狗都不是那條狗了，但畢竟族譜修了（而且印製成冊，出版發行），祠堂蓋了，祖宗牌位供起來了，甚至連族長都選出來了。
對待宗族的態度，國內學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原來一提到宗族復興，言里言外，多少有點「沉渣泛起」的意思，總是習慣用「把持」、「干擾」這種詞來形容宗族的作為（在談及村民選舉時尤其如此）。現在除了少數立場特別堅定的人之外，多數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會整合、社區建設和公共產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開的有關宗族的學術討論會上，美籍華人學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學方式，證明了在同樣的經濟文化條件下，有宗族的村莊和沒有宗族的村莊，其公共設施存在很大的差別。可在國內學者看來，這已經是常識了。當然，這的確是常識，在中國古代的相關著述和國外有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論述里，中國的宗族就是干這個的，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壓迫」之類的醜惡。應該說，復興之後的宗族，在興辦公益方面已經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還是保留了下來。這是每個肯下去調查的人，只要不帶偏見，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識雖是常識，讓學者回歸常識，需要經過很長一段路。
原來的惡評，顯然是源於某種跟政治有關的「成見」。1949年以來，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確的被打擊對象。族長即使沒有多少田產，也要被劃為「公堂地主」，打入階級敵人行列。土改過後，宗族組織被判定為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概強行解散。新建立的農村組織，是以階級為標準劃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舊社會組織的命，或者說，就是要打破農村血緣和地緣的舊日紐帶。在改革開放前，如果有農村幹部敢於修復祠堂，恢複祖宗牌位，輕則丟官，重則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就有壓迫束縛農民的「四大繩索」之說，族權就是其中之一。蘇維埃時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時，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長如果不趕緊跑的話，多半命要丟的。1930年，李立三當家，硬要全國的黨員發動暴動，江蘇農村的黨員被逼急了，滑頭一點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來，丟到茅坑裡，老實的乾脆一條繩子把自己弔死在族長家門口，都算是暴動了。看來，基層農民黨員，很自動地就把鬥爭的目標指向了宗族。
其實，共產黨人對宗族的反感，最早啟於「五四」。早期的中共領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五四」反傳統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倫理革命，宗族組織是革命首當其衝的目標。雖然，我們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張和詩歌小說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這個字眼，但中國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訴舊傳統、舊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為熱衷的事情。最激進的時候，他們甚至走向無政府主義，號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緣印記），互相以代號相稱。周恩來的筆名伍豪，實際上來源於他當年覺悟社時的代號「五號」。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屬於舊陣營的事物；對於向西方靠攏的現代進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個意思，代表著落後、保守、頑固、束縛和壓迫，屬於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實際上，在任何時代，那些有志有為，多少有點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標都往往指向家族。《紅樓夢》里賈寶玉這樣的人物，許多大家族都會出上一兩個。家族既是他們的庇護所，也是令他們生厭的所在。只是，當年寶玉們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理由來公開造反，只好當面唯唯，背後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卻有了來自於西方的理論，來自於民族復興的大道理，作為他們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舉起反傳統的旗幟，向家族、家長和宗族張弓放箭。他們的行動非常徹底，從家長一直反到族長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總統。陳獨秀雖然自己說由於年幼失怙，他沒有資格組織仇父團，但如果他有父親的話，他跟父親的關係未必會相處得好，至少他的文字會令父親大人很不舒服，讓他的家族的長老更不舒服。顯然，對於所有叛逆青年來說，家長的壓迫、家族的束縛，是有切膚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當的理由，沒有什麼能夠阻礙他們把切膚之痛化為公然的反抗，進而演變成革命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革命，其實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方向是一致的。
當然，建國以後之所以肅清宗族，背後還有現實的需要的拉動。革命旗幟下的現代化，是一場立體的現代化，需要強力的社會動員。後發現代化的國家，往往趨向於通過超常手段、便捷的途徑，趕超先發國家，深度的社會動員，就是其中的應有之意。人們所需要的，其實不僅僅是對社會的強力控制，還要求每個人都竭盡所能，為國家民族作貢獻。為實現這個目標，文化改造、社會改造和人的改造這三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中國的革命，決不是簡單的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是一場涉及民族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度變革。在這場變革中，原有的農村社會文化結構是要被顛覆的，這意味著原來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農村社會結構要被割裂重組，以外來輸入的階級標準重新排列組合。組合之後，原有的等級秩序依然，但等級劃分的標準變了，等級的順序也顛倒過來了，然後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國家意志上面，成為現代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個改造過程中，宗族不言而喻地處在被摧毀的境地。事實上，不徹底地摧毀宗族組織和相關的文化，農村的社會改造就無從談起。
自然，無論是「五四」情結的作怪，還是革命的現實考慮，都導致在革命的話語中，宗族原本負面的劣跡，諸如「鞭笞」、「沉潭」、「干涉婚姻自由」、「階級壓迫」之類的話題，格外地活躍起來。說是「妖魔化」當然也無不可，只是這種話題其實也是實有其事，並非有意編造。正如當年的「五四」青年對大家族的切膚之痛是真實的一樣，革命運動中對宗族的批判，也並不虛妄。可惜的是，青年終究會變老的，而耗盡共產黨人心力的三大改造尤其是對社會結構重組的改造，並不成功。當領袖們將青年時代的夢想，注入社會改造的行動中去的時候，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實踐，讓農民分男營女營集體居住，在公共食堂吃飯，集合出操，排隊上工，把改造推向了極致。可是，人間天堂的試驗，結果卻是一場特大的災難。
試驗的結束，夢醒了，不管夢裡有沒有合理的成分，但人們畢竟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革命以來形成的農村社會結構雖然未必馬上瓦解，但已經出現了裂痕。關鍵是，國家權力退縮、意識形態淡化的前提下，這個結構不再能如常地整合社會（儘管有些專斷），如常地提供公共產品（儘管層次很低）。於是，陳年的歷史記憶重現了，因為歷史永遠是人們現實行動的資源之一，在一些傳統依然有根基的地方，宗族的復興浮出了水面。親不親，階級分，已經成為歷史舊賬，人們發現，靠階級弟兄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卻一直顯示出令人依戀的可靠性。所以，大家再次有親靠親，依託血緣組織，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宗族的復興，如果套用西方的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話，就是在長期有國家沒社會的狀況下，國家逐步退出，而處於組織真空狀態的農民，採取的一種取之傳統資源的自救行為。
嚴格地說，雖然孫中山先生一直詬病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從古至今，中國農民實際上是不能沒有組織的。儘管其組織的程度可以鬆緊不一，組織形式可以各種各樣，但組織肯定是存在的。因為作為以農耕和貿易為主要生活內容的人群，沒有組織是不行的。農民在用水灌溉、房屋修建、生活娛樂甚至日常耕作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農村社會的民間組織是百花齊放的，有各種各樣以互助為目的的會與社，也有各種半宗教半娛樂的香會、花會，還有自衛性質的看青會、聯庄會和各種武會。當然，數量最多，規模也最大的，還是宗族和宗教組織。事實上，血緣紐帶和信仰紐帶是農村各種民間組織的基本組織線索。宗族和宗教組織本身自不必說，就是那些看起來跟血緣或者信仰沒有關係的組織，包括第三社會的幫會組織，都有亞血緣和亞宗教的性質（比如洪幫，有關帝信仰，有按照虛擬的血緣紐帶排列的幫會結構）。事實上，儘管政府諱莫如深，目前農村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還是在血緣和信仰兩條線索上發展最為廣泛，也最為迅速。
宗族的復興浮出水面，有些人感到憂慮，有些人感到興奮，也有些人操心如何讓它們變成現代社會的NGO。但無論怎樣看待它，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它的復興，不是發生在大宋朝或者大清朝，而是20世紀的末年和21世紀的初年，恰好趕在了一個中國從來沒有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