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讀經是一種夾雜著反對聲的小時髦。伴隨著讀經的呼籲，各種形式的私塾競相出現。新私塾雖然也號稱讀經，但多半是些蒙學讀物，《三字經》《千家詩》之類，或者乾脆就是學點文言文和古詩詞，真正讀四書五經的非常罕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老的私塾雖然不斷有孑遺被發現，但每次發現，都會伴隨著一次剿滅。我在新華社的內參里，發現過不少這種「發現－剿滅」的痕迹。2002年，因一個偶然的機緣，我發現了湖南平江鄉村還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後，雖然沒有剿滅隨之，但這最後的私塾卻在學者、官員尤其是媒體的眾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前些日子，當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調查的彭以達老人，介紹一位從上海去到平江辦私塾的人來找我。言談之間，雖然我對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年輕教師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辦的私塾，其實已經以教英語和電腦為主了。
過去的私塾都要讀經。雖然，有的村塾摻雜著教一點跟經不太沾邊的日用雜字，但不讀經的私塾卻從來沒有聽說過。讀經當然有程度的差異，「一日三行讀大（學）（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讀《左傳》的也有；將「鬱郁乎文哉」讀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讀錯別字的三家村學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讀經，在讀經過程中進行文字訓練。讀經和文字訓練的目的，當然跟科舉考試有關，但並不單是為了科考。離我們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況下人口是三億上下，進過私塾的人上千萬，可以算得上讀書人的至少有上百萬，而科舉的金字塔，進士不過每三年取300個左右，每年萬分之一的幾率；舉人稍多一點，各省多則上百，少則幾十，大體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錄取比例也相當小，三年不滿千員；在秀才檔次，各地的學額，清初每年大縣40，中縣30，小縣20（大中小縣以人口賦稅和文風計算），再加上府學和額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數民族）等名額，每縣平均不到40，以後雖然有所增加，但相當有限。可以說，絕大多數從私塾出來的讀書人，根本跨不進科舉的門檻。「雖書香世家，能獲一衿，已屬不易。」柳亞子家是吳江名門，百多年來每代都能出一兩個秀才，頗得當地人尊重，其高祖為此刻一印曰：「有福讀書」。陳獨秀考中秀才，馬上說親者絡繹登門，若干年後，他跟北大的同事蔣夢麟談起此事，還開玩笑，說蔣是策論秀才不值錢（錄取名額多），而他是制藝秀才（有讀經功夫的）值錢。所以說，對於私塾這種古代社會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舉只能算是這種教育幾率很小的一個出口。如此狹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僅僅局限在這上的話，會使得大多數的人喪失了進私塾學習的熱情。事實上，跟我從前所設想的不一樣，私塾的功能，其實並不限於培養科舉的預備人員，更重要的是為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提供儀式和精神方面的資源。
我們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課之一，是學習對對子。從一字對、二字對一直對到十幾字。原來我以為這種學習是八股文和帖試詩的寫作準備，後來才發現，實際上，對對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農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過節、婚喪嫁娶和各種名目的祭祀活動，甚至一般性的應酬往來，對聯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春聯、祭聯，喜聯、輓聯，都是「對課」的用武之地。寫出來的東西不僅要對仗壓韻，平仄妥帖，而且要對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量身定做」，只有這樣，寫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歡喜和塌實。有的地方，元宵燈節時的燈，也有「經」的內容。張岱在《陶庵夢憶》里就曾提到紹興有一種「呆燈」，上面畫四書故事和相關的燈謎。習字（毛筆字）也是私塾的功課之一，從紅描到臨帖，其過程跟學習對對子一樣艱難。這個過程，一般也是被視作科考的準備。據說，不僅寫得一手好字的人應童子試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試場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壞。不過，即使傳說都是確實的，但對於大多數在童子試面前就被擋住的讀書人來說，展示自家書法的機會，還是在日常書信和寫對聯上。對子是要貼出來，或者掛在牆上的，字必須要像樣，能掛得住，在大家品頭論足之間，無論哪個書寫者都不會掉以輕心。即使對子對得好，但一筆字差了點，總是羞於見人，只好再用功，如此這般，無意間造就了中國書法深厚的民間土壤。
私塾學習的文字內容，從《三字經》《千家詩》《綱鑒》到四書五經，從某種意義上是為這種寫對子提供了文字內容。在傳統的各種形式的對聯中，除了少量恭喜發財的內容外，幾乎所有對聯的內容，都絕對符合儒家倫理所體現的正統意識形態。顯然，這跟鄉紳的倡導和私塾的教育不無關係。
在陸續進行的田野考察中，我發現，眼下中國相當多的農村，對對子的傳統依然殘存。多數地方，一般是過年的時候才能見到對聯，有少數地方在婚禮和喪禮上分別能見到喜聯和輓聯。過年的時候，由村裡人自己寫春聯的和到集市上買現成春聯的，大概各佔一半。而自己寫春聯的地方，大多由受過點舊教育熏陶的老人包辦，其中，有些地方還保留了上輩傳下來的對聯本子，上面羅列了一些各種場景該用的對子，寫的時候照貓畫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過的老人，則喜歡自撰新詞，或者新老交用，由於水平有限，往往寫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極少數一直殘存著私塾的偏僻山區，比如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對子才既寫得好（字與文俱佳），又對景，而且在各種儀式中都存在；人們在寫對子的時候，一般都是自己創新，以照抄老本子為恥。一般說來，對於農民，春節寫春聯的習俗有著非常強固的生命力，只要還有點心氣，家裡還過得去，幾副春聯是過年必不可少的點綴和裝飾。如果春聯是自己家人或者親戚寫的，被問及的時候會感到十分的自豪，臉上泛著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學的時候，同宿舍的一個歲數很小的同學，每到放寒假前夕，就會抽出時間來胡練一陣毛筆字，說是好過年回家給鄉親們寫春聯。其實他既不懂什麼叫對仗壓韻，也不會寫毛筆字，但他說，村裡只有他一個大學生，如果不會寫春聯，會讓鄉親們笑話的。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寫對子，有時還是那些被推翻階級惟一被保留的「特權」，因為很多農村，只有這些人才寫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農村，每當有掃盲任務的時候，一些從前的地主就會變成掃盲班的教師，實際上等於變相地辦私塾。貴州安順的天龍鎮，有位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前軍人的鄭姓老人，當地的很多對景而又漂亮的春聯，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學生之手。據他講，在過去的歲月里，只有到了過年寫對聯的時候，他才感覺像個人。
春節貼春聯，是從桃符轉化而來的民俗，由原來帶有巫術意義的畫符，演變成具有明確文字意義的祝福（當然，桃符原來的畫面也還保留，變成了門神），而且這種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倫理的含義。這種轉換，既體現了儒家倫理對巫術民俗的滲透和改造，又是兩者奇異的結合。這種結合，使得儒學的觀念非常好地成為百姓日用的工具。
儒學經典在民間的日用，還體現在農民日常儀式和調解活動兩方面。過去農村的婚喪嫁娶以及年節祭祀，都要有一定的儀式。這種儀式，就是儒家所謂的「禮」。不過，儒家經典《儀禮》和《禮記》上規定的禮儀，是不下庶民之禮，跟農村百姓日用之禮，有很大的距離；兩者不僅有繁簡之異，而且在於農村的類似禮儀，摻雜了大量民間巫術和宗教的成分，變得很不「純」了。以喪禮而論，不僅儀式上有僧道的念經超度，而且裝殮和入殮過程也充斥了巫術的程序和理念。不過，儘管如此，這些禮儀在主導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終追遠」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條件，必須請儒者前來主持（喊禮或者點主）。一般來講，儘管各種儀式內容混雜，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學先生，鄉紳們是不會拒絕參與的。因為他們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過類似的禮儀活動，才能夠更深切地體悟到儒家禮治所要求的長幼尊卑之序，直觀地明了上下、尊卑、昭穆這樣的概念，甚至可以說對禮有了某種肌肉的記憶。禮儀的混雜，對禮恰是一種有利的情勢，也許正因為民間這種不純的禮儀，才使得農民對之擁有更加強固的親和力，因為來自巫術和宗教的成分，同時滿足了農民對於祈福趨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間的調解，是鄉村日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間糾紛是日常的節目，完全沒有紛爭的社會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會，訴訟是不被提倡的，民間有了糾紛，按約定的習慣，是首先要找人調解的，或者是族中長輩，或者是鄰居好友直至鄉紳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經民間調停而直接訟於官府，應該屬於某種反常之舉。即使進入訴訟程序，如果是「婚戶田土」之類的「細事」，官府首先還是要進行調解，即進入黃宗智先生所謂的「第三域」。在正式判決之前，官府和原被兩造談判博弈，鄉紳和其他的鄉村精英在此期間也勢必要居中起作用。無論是官方的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