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科舉廢除100周年。100年前，一項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攛掇，幾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變法、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后下了一紙詔書，就這麼完了。順手翻了一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1905這年，關於廢科舉，居然一字未提。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哇國里，知識界看起來已經帖然接受了這個在後人看來幾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被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舉制，居然完結得這麼無聲無嗅，波瀾不驚，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而且讓當時有點了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驚奇之餘，未免有點盲目樂觀，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說：既然「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莫理循沒有明白，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制度變革，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也斷不會如此迅速，更不會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只要國家出了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制度上，甚至乾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裡有了麻煩，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頭上，打在士風或者學風上，而最終又都反映在選舉（官吏選拔）上。自從秦漢創製以來，這種局面就形成了。選舉制度的幾次重大改革，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以及中間小的變革，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科舉考試內容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等，無一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大抵自秦漢以來，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管理帝國，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僱員，形成了實際上的「半公司」架構，無論是追求效率還是講求穩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質和能力，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人治」的重中之重。這樣一來，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綱」，每次出了問題，大家就指望「綱舉目張」，一抓就靈。
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在應變方面的成績不佳，選舉制度自然難逃板子。自明末以來對八股制藝的批判聲，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連串敗績，越來越高。當然，一般說來，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制藝的牢籠之中，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不過，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時的批判，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西方的學校制度。西方的節節勝利，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說服力。事實上，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這裡，人們不僅聽到了「破」的呼聲，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樣，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這意味著，在中國歷史上，選舉制度的變革，第一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
然而，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在事實上跟科舉制度並不對應，至少不完全對應。嚴格來講，我們的科舉主要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屬於選官制度，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學校制度（官學）日益和科舉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成為科舉制度事實上的附庸。在明清兩朝，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一個台階——進學成為生員（秀才）。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制度，因為它事實上什麼都不教。不過，由於科舉創製的時候，引述古義（周禮所謂的學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誤會，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因此，那個時候的人們，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從一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制度來類比科舉，一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
其實，儘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一起的，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到了晚清時節，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段可有可無的闌尾。雖說各個府、州、縣都有學校，房屋設備齊全，但這種學校基本上是不開課的，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進學的實際意義，除了獲得參加進一步考試的資格外，主要是為了擁有一種初等縉紳的身份，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並得到民間的尊重，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其實是私學（各種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師，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儘管，在那個時代，人們一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這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扭曲，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所以，實際上，西方學校制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系，而不是科舉制度。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一詞的「廢科舉，興學堂」，按理應是「廢私塾，興學堂」才是。雖然，廢科舉後，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
古代中國被人稱為「選舉社會」，選拔官員的制度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實上，無論是早先的察舉，還是後來的科舉，都既是社會精英上升的階梯，也是政府聯繫士人的橋樑，更是使社會圍繞著政府旋轉的磁石。科舉的金字塔的最頂層是進士，其次是舉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還有人數眾多的童生。從進士到童生，台階雖然只有四層，可上層和下層，人數比例可達到了一比十幾、數十萬。科舉制度就是這樣牢牢地將社會上絕大多數精英和預備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軌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馬二先生的話來說，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樣要趕考。自元朝以來，官方將朱熹編定的《四書》定為考試範圍，將朱熹的注釋作為標準答案，無非是將原來科舉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與士人的聯繫，加上一道忠誠的鎖鏈而已。
科舉制度在古代社會的作用，還體現在這個制度對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舉考試不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業，產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裡，專門編製、評點「考試複習資料」為生的讀書人，也刺激了鄉村的私學的發展，為讀書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寬口徑的謀生飯碗，使得中國的古代社會有了驚人的識字率。更重要的是，這個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讀書人「應考－謀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謂「耕－讀」的模式（許多鄉村的讀書人，都是一邊教書，一邊複習準備考試，一邊種地）。這種模式不僅給了讀書人還算體面的生活，而且為鄉村禮俗生活提供了「禮教」的資源，維持了鄉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試不止，不僅僅出於他們對仕途的迷戀，而且還是因為他們其實沒有辦法擺脫這種生活模式。
在科舉廢除的時候，雖然來自西方的「大門口的陌生人」已經進得門來幾十年，在政治上，業已成功地將中國拉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但在社會生活上，除了少數的沿海口岸城市外，這些外來者卻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更為深刻的變化。換言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儘管已經進入20世紀，依然還是按著古老步調，演著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舊戲」。那些沿海城市，雖然也逐漸有了記者、律師、銀行職員之類的現代職業，但由於過於稀缺，一時也難以滿足新式教育的學堂畢業生以及留學生們的需要。在科舉廢除前，雖然學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學堂辦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務部門。而西方教會辦的新式學校，畢業生如果不設法留洋的話，只有留在教會內部消化。事實上，直到科舉廢除，在學堂里讀書的人們，多半是腳踩兩隻船，一邊學著聲光化電和ABCD，一邊複習著八股文，背誦子曰詩云，隨時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當年進了江南水師學堂的魯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後來回憶，在科舉廢除前夕，在學堂讀書的他，仍然受家裡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參加秀才考試，「當時家裡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於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秀才考試的最後一關），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知堂回想錄》）不管社會輿論對科舉的態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類似處境的讀書人來說，腳踏兩隻船，無非是多一條發達晉陞的途徑而已。
其實，廢科舉並非沒有反彈，也不是沒有引發不滿情緒。科舉之廢，對於身處風氣已開的江南地區的周氏昆仲來說，可能只是在科舉的那條船上收回了腳而已，但對於像蔣廷黻這種地處偏僻的湖南邵陽鄉下的讀書人來說，事情就要麻煩得多，由此帶來的苦惱也多得多，他們的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