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中國，唱戲的藝人，屬於下九流，雖然紅的時候有達官貴人來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賤二字。《紅樓夢》里的紅戲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溫柔的寶玉，都喜歡得不得了，但究根問底，卻脫不出玩賞的潛意識。清末時節，西太后老佛爺帶頭提倡京戲，市面上的好角兒，都先後進宮供奉，一被品題，身價百倍。最高領導帶了頭，王公大臣自不落後，一時間軍政民商各界，一齊來湊趣，戲園子爆滿，堂會連連。前三鼎甲、後三鼎甲，譚叫天、小叫天、蓋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漢、長沙，北可以出國，唱到平壤、漢城。八國聯軍佔了北京，商家為了跟洋鬼子聯絡感情，花大錢請名角，請聯軍司令瓦德西賞光看戲，咚咚的鑼鼓害得老瓦頭痛欲裂。
儘管如此，藝人的「賤」並沒有為此稍減。大家心目中，還是有個「玩」的意思在裡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衚衕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們對藝人的道德要求，卻並不低，解放後，藝人的立場問題，在思想改造時，曾經很讓他們自己頭痛。
藝人地位輕賤，但是如果讓他們選擇立場的話，卻往往站在統治者的一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藝人們最愛演的戲是《鐵公雞》，歌頌清軍將領張國梁。京劇名角之一的孫菊仙，還從軍參戰，混到了三品頂戴。那時候，底層鬧的亂子特多，但藝人，包括民間草台班子的藝人，很少有站在鬧事者一邊的。只有鬧義和團時，有編了「時事戲」《火燒望海樓》之類唱讚歌的，但那時義和團是得到老佛爺嘉許的。個中的道理很簡單，儘管農民造反給下層百姓出氣，但在造反的過程中，卻會危及唱戲人的市場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請來（或者綁來）唱戲，但給不給錢是說不定的，有時候甚至連吃飯的行頭（戲裝和家什）都會賠進去。跟太平天國同時，山東的造反者，稱王稱帝的時候，就經常搶戲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穩定，才會有戲唱。藝人雖不識字，卻無師自通地明白這個道理。
當事情牽扯到外國人，尤其是中國跟外國打仗的時候，藝人們也有立場，那就是選擇站在中國人一邊。雖然不見得去前線演戲勞軍，但在後方，唱幾齣某某征東或者征西的戲文鼓舞士氣的事，每場戰事都免不了。可是藝人唱是唱了，仗卻總是打不贏，於是藝人就有了牢騷，埋怨朝里出了奸臣。戲文里，這種事情很常見，中國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將士賣命，後方總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聯。不僅藝人這樣想，喜歡看戲的國人，包括士大夫也這樣想。所以，鴉片戰爭打不贏，是由於有穆彰阿、琦善，後來則有李鴻章包圓，充當現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戰爭，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鴻章，戰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奪了黃馬褂。戰敗後，作為羞辱中國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鴻章去馬關籤條約，這當然更坐實了李的漢奸罪名。據說京城一次演《白蛇傳》，到水漫金山一節，當時著名的蘇丑（京劇丑角分講蘇白的蘇丑和講京白的京丑）劉趕三，臨時抓哏，對穿黃衣的龜將喊道：快上，再縮頭縮腦，扒了你的黃馬褂！觀眾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諷刺誰。
立場歸立場，如果洋人真的打進來了，而且佔了中國地方不走，藝人還得吃飯，該唱戲還得唱戲，比如剛才提到的給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戰期間，像梅蘭芳那樣蓄鬚明志，不再唱戲的藝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沒有什麼積蓄，還要吃飯，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馬連良，不僅要養活一大家子，而且一個戲班都指望他，所以，連日本人逼他到滿洲國給溥儀唱戲，他都不能不去。——這在解放後，成為他最大的心病。
藝人靠身上的「活」（我們叫藝術）吃飯，本質上跟手藝人靠手藝吃飯沒什麼兩樣。但藝人活在人們的聚光之下，眾目所矚，形象未免有所變異。一廂里，傳統褻玩心態作怪，大家輕賤之，一廂里，又往往對他們的要求過高，階級大義、民族大義都讓人家堅守，稍有差池，則眾口一詞，罵個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