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知道，關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毛澤東有「四個不能忘」的說法：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輕紡工業不能忘了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了侯德榜，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而這個中國人不能忘的盧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自殺，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在盧的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個字。
跟張謇相比，盧作孚只能算是中國企業家的第二代，不過，他卻是第二代中的翹楚。他以一條百噸的小輪船起家，十幾年就發展成為擁有幾百艘輪船的航運業巨頭，民生公司的客船，無論什麼時候都一塵不染，服務生彬彬有禮，一副學生模樣，客人上船，無論貴賤，一律有艙位，有飯吃，有水喝，但是卻沒有其他客運船上常見的黃、賭、毒。民生一出，當時橫行於中國江河湖海的外國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國的輪船招商局，都為之黯然失色。
儘管盧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這個航運巨子，但他卻並不認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後，在全國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還沒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給了國家，實現了公私合營。盧作孚一家，過著最簡樸的生活，布衣素食，連自己辦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盧作孚這樣的人，在一個以反貪污為目標的政治運動中，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的，但是局勢的發展，卻出人意料。我們知道，在共和國歷史上，「三反」、「五反」屬於一個運動，「三反」在前，主要針對國家幹部，「五反」在後，主要對付的是私營資本家。在「三反」階段，盧作孚就陷入運動漩渦里，成了某些運動員的獵物。查賬的人來了，動員大會開了，面對面、背靠背的揭發開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著盧作孚。一天，終於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發，盧作孚在某次上北京開會期間，收買公司的公方代表。揭發者不是別人，恰是盧作孚的通訊員，一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一直被盧視為自己兒子一樣的人。
盧作孚死了，很是經過些大風大浪的他，對於這種群眾運動的壓力，完全不能適應，他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遺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還掉。後來很快就查明，所謂的收買公方代表事件，不過是盧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開會期間，他個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頓飯。除此以外，在盧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個哪怕細微的問題。
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企業家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奮鬥歷程，成長起兩代人來。在與外國資本角力中殺出來的第二代，不僅學養、素質堪為社會精英，就是經營方式，也中西貫通，令西人嘆為觀止。只是，這兩代人尤其是後一代人，在進入新中國之後，基本上沒有發揮多少作用，過急過快的改造，「豬沒養肥就殺了」，使得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台，成為拿定息的食利者。當中國人再次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價值時，這些企業家大多已經人去燈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國人不得不再一次從頭再來，重新培育自己的企業家。又過了幾年，人們發現，跟當年企業家多由社會精英、書香門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業家魚龍混雜，就是那些最優秀的分子，所作所為，也經常令人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