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給胡適先生，另寫了封簡訊，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於遺失。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卟嗤卟嗤，響得那麼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緻，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１３１-１３２頁寫的那條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１８９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１６０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２０５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７６頁"在被窩裡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匆匆敬祝平安胡適敬上一九五五、一．廿五（舊曆元旦後一日）
適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氣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適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迹，"不勝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倖還在：適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７６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至於為什麼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複雜。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這對於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寫完之後，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給代理人，嫌太短，認為這麼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志過去歷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最後一章後來也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１６０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２０５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裡有八十歲老娘"一樣。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您問起這裡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我寄了五本《科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印得非常惡劣。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己很不滿意。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並不見得好。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志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裡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我本來不想在這裡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祝近好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適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彷彿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裡人。
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里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我看的《胡適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適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捨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看，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扭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她和我母親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Ｊｕｎｇ）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與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