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向其他民族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借鑒，一般都有一個對外來文化的篩選和內化的過程。這種篩選可以是主動進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中國歷史上引進佛教和馬克思主義，現在引進西方文化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過去引進中國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這樣進行的。歐洲情況也類似。18世紀啟蒙運動的時候，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就有選擇地引進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說：中國可以對神無知，但不能對道德無知。他引用孔子的話，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基督教禁人行惡，而孔子勸人為善，這是更高層次的。
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轉型期，由封建專制轉向資本主義，人們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當時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人倫道德，遠遠好於歐洲的貴族世襲，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理性。儒家學說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內在的自由，被用來反對基督教中的神性統治。中國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則，這個觀點被用來反對歐洲的專制。應該說，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初期，中國文化起了一種推動作用。但歐洲奉行的是拿來主義，從反對世襲到讚賞中國的德治，最後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進一步說，歐洲自己價值觀的演變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篩選的過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過去都曾是歐洲的主流價值，但今天歐洲重新界定歐洲價值觀的時候，就把這些內容從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歐洲也在與時俱進。雖然不少歐洲人骨子裡還是秉持這些價值，但公開主張這些價值的人確實很少了。
拿來主義與過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一個概念。晚清時候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學已經窮盡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國官員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更不要說感到變革的緊迫感了。而過去這30年，完全不是這個情況。鄧小平說得非常明確：「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中國是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一切好的東西。但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外國的東西，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鑒一部分；有些可以堅決拒絕；有些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借鑒；有些可以觀察一段時問，先不貿然引進。
一個民族一旦不願意向別人學習往往就是這個民族走下坡的開始。「文革」中，我們閉關鎖國，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導致了愚昧落後。美國現在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這也說明美國開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國朋友說他現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開車上班都要路過三家麥當勞，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從沒有嘗過一口可口可樂。我很理解這種法國人特有的對美國文化的反感。不過我覺得從心態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態度比較好。麥當勞的東西雖然是所謂的「垃圾食品」，和中華美食無法媲美，但它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它的衛生標準，它的標準化配餐，它的鮮明色彩，它的快節奏等等，使它在飲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麥當勞進入中國後，也很受歡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確實推動了中國快餐業的發展，甚至使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我們這個泱泱食品大國，就拿不出一個可以走遍全國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說拿出一個馳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麥當勞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等於是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中餐至少在快餐這個領域內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別人學習。
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毛澤東過去說過：我們願意把西方當老師，向西方學習，但是老師老是欺負學生，學生只能反抗，最後演變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對著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積極的平衡點，這就是努力學習人家一切長處，不斷地壯大自己，這使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出現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領域內，我們雙方利益重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合作共贏。另外一些領域內，雙方利益有衝突，但我們已經學會了有禮有節地鬥爭，既堅持原則，又不走極端，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拿來主義的理念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發展機遇，使我們自己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也使我們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間越來越大，這是拿來主義的勝利。今後也一樣，不管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出現什麼問題，我們對於別人的長處，都要虛心學習，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壯大自我。
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會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還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實「送來主義」效果都不好。對於外國好的經驗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來借鑒，而不是照搬。中國自己吃過全盤照搬的苦頭。如50年代學習蘇聯，一切都照搬蘇聯，蘇聯人口少，鼓勵生育，我們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結果導致了人口增長過快。從改革開放的30年來看，總體上我們保持了「拿來主義」。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內，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對開放資本市場則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從而使我們成功避免了後來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現在海外一些媒體把中國模式簡單地描述為「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這是不準確的。中國經驗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我們大致保證了自己的政策空間，也就是說，由自己來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採用外國的思想，或是不採用外國的東西。
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自己失去了決定取捨的主權，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往往導致災難，因為別人很難真正了解你的國情。俄羅斯的改革就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教授設計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在全國推行，以求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結果是災難性的。關鍵是西方不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但又喜歡指手畫腳，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大都從意識形態出發，從價值觀出發，結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們現在是以我為主，請你們提出建議，我還要你們「競爭上崗」，然後我有選擇地採用，這樣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來主義方面，中國大陸特別幸運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經有了三個發展起來的華人社會：香港、台灣、新加坡。我們受益的不僅是三地的資金、人才，而且也受益於他們的軟體建設：比方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和反腐機制建設、台灣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經濟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等等。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把很多西方的東西，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下創造性地轉化了、內化了。中國大陸向他們學習的時候，會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學習要容易一些。這三個華人社會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內實行拿來主義有積極的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國大陸也積累了許多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所進行的大量改革與創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其產生的效益和經驗又反過來輻射到港澳台等華人地區。
現在國際上討論發展問題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間」，並總是用中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個國家只有堅持自己的「政策空間」，才能發展起來。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跟著西方亦步亦趨，最後的結果幾乎都不好。所謂保持「政策空間」，其意思就是拿來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對外來的東西作出篩選，合適的要學習，不合適的要拒絕。中國所走的拿來主義之路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今後也應繼續這樣做，才能使國家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資源，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