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迦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來中國訪問，想了解和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9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他，我擔任翻譯。那段時間鄧公的心情很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鬆了一口氣。在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裡，探索一種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經過7年的艱辛探索，現在指導這個實驗的最高領導人說「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走出了一條既不沿襲蘇聯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發展道路。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當羅林斯當面懇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畫。」鄧小平還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適用。」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確實，鄧小平對特區建設的關注，很能體現他倡導的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鄧小平就專門去深圳特區視察，他一開始就和當地領導打招呼：「我暫不發表意見，主要是看和聽。」當時國內對於特區「姓社」還是「姓資」很有爭議。果真，鄧在視察過程中很少發表評論，而且沒有為深圳題詞，幾天後，鄧小平抵達廣州，對自己在深圳的所見所聞進行了思考，然後他才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訪問深圳後鄧又去視察廈門特區，他還是以看和聽為主，離開廈門後才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並一言九鼎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緻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迦納有啟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我後來去迦納訪問過兩次，對羅林斯訪華後根據自己國情推動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認識，這些改革增加了迦納經濟的活力。
回憶這些往事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導思想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的理念，而且這個理念的意義超出中國的國界。「實事求是」是個很中國的概念，最早見《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的是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明清之際興起的「實學」又把它解釋為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律和法則，英文翻譯成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應該說是比較到位的。後來毛澤東主席又把它上升為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把這個概念再次提出，認為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錯誤就是因為他違背了自己提出的這個理念，鄧小平還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式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由於有了這麼一個「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這使得中國可以以罕見的勇氣、廣泛地借鑒別人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經驗，大大地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發展。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保險業到股票市場，從科技研發到商業物流，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大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
這個概念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奔向現代化的覺醒，很像歐洲經歷過的啟蒙運動，中國人也經歷了一個從「文革」時相信神到相信實踐和理性的過程，中國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這就是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實事求是」畢竟是中國古老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擺脫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需要由社會實踐的結果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就是：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曾帶來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大國在其理性主義指導下的崛起不一樣，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更多的和平和發展機遇。
實際上，中國今天是真正堅持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提倡的懷疑精神與理性主義，不斷地反省和批判未經中國自己實踐檢驗過的概念和信仰，不斷地探索和尋求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覺得西方則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說，西方總認為在發展模式方面，他們已經窮盡了真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代表的就是這種觀點。而實際上，世界文化之豐富、歷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種發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窮期。從哲學視角來看，「實事求是」的理念比「歷史終結論」不知高明多少倍。
中國人有謙虛好學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學習型社會是我們今天的口號，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國永遠力爭上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在這個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經常看到一些無知、偏見，甚至傲慢，有時也忍不住要談談中國人的智慧，而「實事求是」就是這樣的智慧。我想，如果當初美國的布希政府有那麼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犯入侵伊拉克，推動中東美式民主化的大錯。多少人在布希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之前，就告誡美國政府，美國可以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治理不了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組成的非民族國家，但美國聽不進去。我走過十來個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邊接壤的所有國家，深感中東問題的繁難和棘手，因為其衝突源於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經濟等錯綜複雜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國人靠「民主化」一句口號就可以解決的。
其實，如果美國喜歡，它盡可以繼續推動其「中東民主化」計畫，但結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經選出了一個令美國頭疼的哈馬斯政府，埃及也會選出同樣令美國頭疼的「穆斯林兄弟會」執政。現在一些西方人歡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計「阿拉伯之春」不久就會變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樣，如果俄羅斯領導人當初有那麼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採用美國人幫它設計的「休克療法」，而且不經過小規模的實驗，就在整個國家推行這種激進的轉變，結果加速了經濟的崩潰。至今普京的助手還在感嘆當初為什麼沒有學一點中國人的智慧。同樣，如果我們一些亞洲鄰邦當初也能有那麼一點「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在條件遠未成熟時就輕信美國的建議，貿然全面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結果一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崩潰，發展倒退了20年。
實際上智慧是不分國界的。我這裡也可以做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較：中國這種實踐第一的觀點似乎比較接近英國政治變革中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也是一種智慧。歷史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被稱為「雙元革命」。我們國內長期的教育中，對法國大革命總是讚揚得多。這種激進的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也影響了中國，從「文革」中我們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要在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要按照一個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形態。但在西方，許多思想家對法國政治變革模式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很多人認為其代價太大。甚至有史學家認為正是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使英國經濟遠遠領先法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從而使英國避免了法國血風腥雨的革命。
法國的理想主義道路，現在看來代價確實過高。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先是20多年的拿破崙戰爭，後是30年衰退期，然後是1848年革命，後來又有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國時期，確立了總統制，國家政體才真正穩定下來。但法國經驗中有一點值得中國注意，那就是堅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們認為英美文化總是強調弱政府，但法國人從不諱言：弱政府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傳統是強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