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沉重代價就是環境的惡化。雖然國際社會公認，從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環境就逐漸惡化，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們自己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也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形勢相當嚴峻，必須認真解決好，因為這將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中國也曾希望能夠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還是沒有走出「先污染，後治理」的怪圈，這可能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歷史宿命：儘管一個社會總有少數人會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必須走一條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但要使得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一點，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脅了多數人生活品質的時候，大家才會頓悟，從而走上真正的環保之路。西方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中國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經歷了不少環境災難之後，我們終於提出了「生態文明」這個概念，表明我們對環保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環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關切。我在海外遇到環保專家，總請教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生態惡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從鄧小平分析問題的方法中受到的一個啟發。鄧小平做大的決策，總是首先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估計透，估計到最壞的局面，然後再看中國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當年與英國人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就考慮了最壞的局面：英國資金帶頭撤走，其他外資跟著走。鄧仔細考慮了這些可能性，然後作出判斷：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即使這些資金不回來，其他資金也會流入。這個問題思考透了之後，他就在傲慢的英國撒切爾首相面前，把話說那麼擲地有聲，一錘定音。我們的生態環境現在很脆弱，這關係到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扭轉環境惡化的被動局面。
我請教過多位歐洲的環保專家，他們都告訴我：只要中國下定決心搞環保，一定可以扭轉現在的局面。他們說，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污染至少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嚴重，但經過努力，歐洲今天已經成了環保相當成功的地方。倫敦的污染曾非常嚴重，倫敦過去的別名叫「霧都」，而「霧都」最大危機的爆發是在20世紀50年代。1952年12月倫敦曾出現過一周內4 000多人死於煤煙污染事故。1953年倫敦的煤煙污染又導致800多人死亡。這樣推算，我估計當時倫敦的污染情況可遠遠超過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歐洲最大的河流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斷：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亞於今天的淮河、黃河。瑞士森林裡的樹木開始枯死，歐洲北海沿岸出現紅潮。最後，歐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環保的共識，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認真著手解決環境問題，嚴格立法執法，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歐洲環保專家還認為：只要我們善待自然，保護環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復能力非常之強，萊茵河、泰晤士河都是這樣慢慢康復的。
有人說，我們人口壓力太大，環保很難做。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作一個最壞的假設：我們的人口確實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資源擁有量來比較，我們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環境污染也很嚴重，出現過水俁病，曾在短期內造成1 400多人死亡，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終於形成了全民的環保共識，然後經過僅10來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轉了環境惡化的頹勢，使日本奇蹟般地從一個污染大國變成了環保大國。如果我們在環保方面能向日本學習，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計就可以扭轉目前在環保方面的頹勢。
另外，在生態文明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環保雖然做得好，但是德國的工業革命和上百年的內外戰爭毀壞了大量的森林，德國現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戰後植樹造林形成的，「從生物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個非常差的國家，我們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態森林，連一條狼都沒有。而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們要痛下決心，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就是保住了我們環境生態的根。生物多樣性最終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訪問過哥斯大黎加，對此有一些感觸。哥斯大黎加走過一段彎路。從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勵砍伐熱帶雨林，建牧場養牛，因為美國快餐業迅速發展，哥斯大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國能賺大錢。但後來這裡的人意識到，原始雨林的土層很薄，不適合農牧業，而保持熱帶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無限。我去了哥斯大黎加的熱帶雨林。熱帶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聽的，給人的感覺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悶熱的浪潮向你衝來，然後是各種各樣奇妙的聲音，鳥、蟲、小動物的歡樂世界，還有色彩斑斕的奇異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劃著小船，沿河而上，兩岸的樹千奇百怪，一些樹倒掛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遠處簡陋的小平房，還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煙囪還都冒著炊煙，這時候你突然感到人類生活已經靠大自然太近了，千萬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這些熱帶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環境和生態問題相當程度上與我們的體制和發展模式有一定的關係。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恐怕還是要靠我們的體制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推倒重來。我們模式中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但我們模式背後的一些思想，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不斷的試驗、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繼續指導我們的環保工作。例如，中國政府決定，為了節約能源，夏令時期空調不得低於某個度數，冬令時期不得高於某個度數，這種強勢的規定對全國環保都有意義。我們常說幹部的考核指標只看GDP，結果造成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那麼，我們現在在幹部考核項目中已經開始融入環保的內容，這就大大推動了我們的環保事業。也有人說如果我們能夠像抓計畫生育那樣抓環保，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這個觀點不無道理。哥斯大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經把「環保立國」定為國策。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能不能從一些省份開始試驗「環保立省」？對那裡幹部的考核主要用綠色指數，而不是用GDP呢？
實際上，換一個角度看，推動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又何嘗不是世界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機會。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軟實力大幅下降，固然與其發動的愚蠢的伊拉克戰爭有關，但也與美國不願意改變其個人自由至上與財富消費第一的生活方式有關。在歐洲，一談到美國對能源的超級浪費和環境政策，人們只能搖頭。但歐洲也有自己的大問題：雖然在環保意識和技術創新等許多方面，歐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歐洲已是發達國家為主，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雖然北歐一些國家騎自行車已蔚然成風，但在多數南歐國家，每個家庭還是擁有或者渴望擁有兩輛車。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似乎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中國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工業文明？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必須告別美國和歐洲已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擁抱一種更為健康、更為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對我們來說是嚴峻挑戰，但也是難得的機遇。
首先，這樣做對中國自己有利。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支撐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產方式。中國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已經高度脆弱，環境污染已危及國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危及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說要算兩筆賬，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傳統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們還要付出多少經濟、社會、政治、健康的代價？二是走循環經濟、綠色生產和消費、可再生能源的生態工業文明的道路，這個轉型成本有多少，風險有多少，好處有多少。這個賬算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地推動生態文明。
這方面，考慮得最徹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據《金融時報》報道，以色列準備用太陽能發電站來供電，全國使用電動汽車，在全國建設5萬個太陽能汽車電池充電站。以色列的佩雷斯總統說：「太陽能是民主的，誰都可以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年內我們的石油進口可以減少一半，10年內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石油。世界上的兩大問題：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資助者（石油生產國幾乎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約有200萬輛機動車，以色列計畫投資50億美金，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來解決這些汽車的用電需求。這個計畫是否能夠最終實現，現在還難以定論。如果我們撇開以、阿衝突這個政治因素，客觀地看待這個設想，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值得我們借鑒。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