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3.2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 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 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覆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髮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於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裡，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維尼亞人質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採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於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里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麼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衝上去要與侯爵拚命，路邊小酒店的老闆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輕而易舉地「消化」各種社會矛盾，以英國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無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可以自行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各種「遊戲規則」，大英帝國內的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不算什麼問題，因為連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國則要在自己的疆域內「消化」所有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18世紀工業革命時，英國本土的人口僅1 000多萬人，少於中國今天的任何一個大城市。19世紀工業革命時，法國的人口也只有2 000來萬，而中國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不但沒有像西方那樣向外轉嫁矛盾，而是給廣大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蹟。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麼苛刻：遊戲規則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闢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麼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也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錶、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