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總理訪問迦納，拜會了當時的迦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里，緊挨著大西洋，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裡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在一個布置得非常簡樸的會客室里，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談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的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佔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迦納訪問，專門去參觀了迦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紀念館。紀念館的小賣部里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迦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結合迦納實際，學習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全球化徹底脫鉤。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採取的政策也是先削減政府開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結果是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凋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為什麼忽視農業？用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麼極左，要麼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非理性的極左思潮佔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西方苦心積慮地鼓動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又使更多的中國人堅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國才有希望。這實在是壞事變成了好事。但我們今天還會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他們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佔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高數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上有很多不滿，其體制自我調節的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義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體制因素的支撐，義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鬆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可能對我們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樂美，但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作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注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深刻而全面。我個人以為這個詞也許可以翻譯成「成熟的心智」。在英國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是一種很高的讚許。議會制度在英國運作得相對較好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和微博的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就是中國要被開除球籍了，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嚴厲斥責。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衝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複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摻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佔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衝動佔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來說這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的心智」，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佔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