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緻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0多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麼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 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於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麼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歐洲40％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裡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於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5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麼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質疑的。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於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為「從夸夸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採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並「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癒合創傷、取得和解」。這一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並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爭，作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惟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確的心態。「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並且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的話，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畫」，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衝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愈演愈烈。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麼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麼錯綜複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係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衝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作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麼「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麼「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麼「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麼「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07年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徵是：避免國內外衝突，專心致志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當年曾揚言要抵制北京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係，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維繫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