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
「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產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討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麼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書《中國幻象》（The 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樣。第一種觀點，由於這麼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麼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捨，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製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英國當時工業生產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地區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
的確，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於英國。法國的做法是先確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確立了總統制之後。加拿大學者納多（Jea Nadeau）和巴爾洛（Julie Barlow）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注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 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還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 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結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裡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產者，進而產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隨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
由於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亞議會討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廝殺也有一定的聯繫。
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資料來源：2008年2月8日《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於60年代越南戰爭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於其他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於西方領導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