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巴基斯坦和肯亞出現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喬治亞、奈及利亞、斯里蘭卡、蒙古、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均很頻繁，社會動蕩不止。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企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不妨了解一點西方哲人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政治先哲關於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也有益於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能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麼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但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通過良好的基層組織系統，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採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
我們不應該學習西方推崇的那種競選程序決定一切的民主。競選程序決定一切就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則反而是無所謂的。你選個演員，選個美女來當政，毫無政績可言，也是合法的。台灣陳水扁就是個典型，當了8年「總統」，沒有什麼政績可言，「考試」都不及格，還貪污腐敗，但按照西方的程序決定論，他可以賴在位置上，不算反民主。我們民主政治的設計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不僅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啟示。
有人說，只要制度好，領導人的素質好壞無所謂。瑞士就是個例子，7個聯邦委員，每人輪流擔任一年聯邦主席，瑞士很多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元首是誰，因為換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運轉得挺好嗎？但瑞士是一個超級小國，其獨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經過了長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國模仿不了，美國、法國也模仿不了，也沒有必要模仿。因為各國的傳統和條件差別太大，就像瑞士幾乎家家都有槍支，中國能學嗎？發展中國家總體上法治建設尚未完成，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密不可分，所以領導人的素質往往在很長時間內對一個國家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比方說，沒有鄧小平，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令人不敢恭維的小布希連任兩屆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世界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美國《新聞周刊》總編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語）。
這裡還要提及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他對什麼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里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
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亞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惡鬥和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佔人口的多數，這將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志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1萬公民，那麼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10萬人，那麼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10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麼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裡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注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
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急劇下跌，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糟。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