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7日夜，我從電視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貝·布托夫人在拉瓦爾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感慨萬千。因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全天候的朋友，無論在上層，還是在民間，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具有非常堅固的基礎。如果連短暫過境也算的話，我本人曾3次去過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晤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將軍。貝·布托的父親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將軍政變推翻的，最後還被判處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將軍都是中國的摯友。哈克將軍本人又於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中不幸身亡。人們普遍懷疑是謀殺，但最後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來，可以說就是在普選、混亂、政變、刺殺、再普選的怪圈中循環，真有點凄凄慘慘。
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血肉橫飛的畫面，還有那我熟悉的拉瓦爾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過去了，這個城市還是那麼亂糟糟的樣子，房子還是破破爛爛，街道還是人畜混雜，和我20多年前訪問這個城市時相比較，看不出什麼變化。這麼些年來，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很順利，民生沒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沒有堅實的基礎，悲劇不斷的深層原因是人民持續的貧窮和政治結構的上下脫節。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員對我說：「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沒有遇刺，順利當選為總理，她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她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她合作？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統與她合作？如何保證代表巴基斯坦伊斯蘭勢力的部落長老與她合作？沒有這些合作，她靠什麼來整合社會、治理國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窮人以及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布托夫人無力整合巴基斯坦社會，她過去總理當得並不好，現在她死了，她的兒子當選人民黨領袖，這是她遺囑中的囑咐，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的民主質量大有問題。」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惟一指標，根本不考慮一個國家成功運作的諸多複雜條件，而西方國家自己則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與磨合，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比較穩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然後才開始搞普選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經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窮人擁戴的領袖被選上台，但這種領袖往往無法整合社會力量，也無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後軍隊就藉機發動政變，但軍政府也往往治國無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台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布托夫人死亡後3天，非洲的肯亞大選結果又引起了爭議、衝突和廝殺。我對肯亞情況還算了解，因為我前後去過肯亞4次，最後一次是2007年4月。我與肯亞非洲經濟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討論中國與非洲關係以及中國發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興趣。討論中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模式與肯亞政治，當時肯亞的大選已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之中，一位學者問我，如何看肯亞即將舉行的大選？我笑著問他，您是要聽外交辭令呢？還是朋友的諍言？他說當然要諍言。我就坦率地告訴他：「據我的觀察，非洲國家大選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個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這樣一來，你們選舉的結果可能會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還會導致社會動蕩。」我說：「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紛爭的話，很難產生積極的結果。」
肯亞人口才3 000多萬，卻分屬40多個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較多的是基庫尤族和盧奧兩個部族，選舉中競爭的兩個政黨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部族，而部族成員對自己部族的認同大都超過對肯亞的認同。我問下榻飯店的經理，你準備投誰的票，他說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選人。非洲大部分國家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民族國家。這位飯店經理是盧奧族人，他對我說：「我首先是盧奧族人，然後才是肯亞人。」這就像在中國，如果大部分人都強調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話，我們這個國家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團結就會非常困難。非洲現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來一人一票的普選，結果使許多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和動蕩。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採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亞應該怎麼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適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政績合法性與選舉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選舉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衝突和廝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麼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亞的當天，電視里就報道，肯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衝突，不祥的徵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肯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麼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云云。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麼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並無惡意，畢竟肯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裡，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餘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東面的索馬利亞也處于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前些年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干達也不安寧，烏干達北部一直處在戰爭狀態。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誌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廝殺、烈火衝天的圖片。這麼一份西方的權威雜誌，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麼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麼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態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麼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係。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正義，但正如肯亞出生的英國記者艾丹·哈特利（Aidan 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百姓5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著直升機到民眾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廝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裡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眾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遊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