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不壞的模式? 五、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和諧中道」、「循序漸進」、「標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沉著地應對,並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體進步很大,軟體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地鐵這麼新、這麼漂亮,但大家擁擠著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體進步這麼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體的一部分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推而廣之,我們為什麼能使4億多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麼能夠抵制「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麼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5年過渡期並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的?我們是如何眾志成城地應對2008年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的?我們是如何組織世界上最精彩難忘的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我們是如何在13億人口的國家裡迅速實現基本醫療保險,而美國還有近5 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並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它必須能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諸多挑戰。當今世界面臨四大難題:第一是貧困與發展問題;第二是和平與戰爭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包容的問題;第四是生態環保問題。西方模式能解決這些問題嗎?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不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容易。倒是中國模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對世界上千年的經濟發展規律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在這漫長的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富國和窮國的差距基本上為2:1,但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世界各地貧富差距擴大的進程大大加快了。根據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計算,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8至9億人還食不果腹。但即使是這樣,西方還是力求通過一切手段來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好處。在這種極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硬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消除貧困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會有啟發。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互利雙贏」觀念,也廣受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過去幾年中,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導致了世界更加動蕩不安,僅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多少財產損失?多少平民流離失所?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則有增無減。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國駐外的大使館都是最壁壘森嚴的,被重重屏障和警衛包圍著。美國儘管有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和最大的軍備開支,但美國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國人堅持「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主張通過標本兼治與國際合作的方法來解決國際恐怖主義問題,這看來是更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衝突問題上,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遲遲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幾年前,丹麥畫家發表了嘲笑伊斯蘭教創傳者穆罕默德的漫畫,在伊斯蘭國家引起軒然大波。2008年,由於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威脅要刺殺這位畫家,丹麥所有報紙決定重新刊登這幅漫畫,又引來了新一輪的文明對抗。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丹麥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處理漫畫事件中,丹麥主流媒體還是無法脫離正面對抗、零和遊戲的西方傳統。鑒於此,我們怎麼還能指望西方在處理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係上展現出更為開明包容的態度呢?倒是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Samuel Huntington)自己說得比較坦率,他說:「在多元的、多種文明並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是保護自己利益,而不是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應為與西方沒有多少利益關係的民族排憂解難。」中國人講「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關聯、互相尊重、互相體讓、取長補短,這比亨廷頓的觀點要高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鮮有宗教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維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

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卻消耗著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窮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最小,富國的責任最大,但全球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卻是窮國和窮人。就像當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廢除美國南方的奴隸制一樣,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變美國人浪費世界資源的消費習慣。歐洲也一樣,雖然環保意識空前高漲,能源消費也低於美國,但是要大部分歐洲人改變自己仍然是相當浪費的生活方式,談何容易。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現在做得還不盡如人意,但從我們的發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為有效的環保思路和方法。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一旦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我們解決問題的總體效率大大高於西方制度。這個軟實力用到環保事業上,也會產生全球性的影響。世界已驚訝地注意到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國已經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領域內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簡而言之,中國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在解決上述四個挑戰方面已經展現了自己的獨特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還將進一步探討生態保護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麼蘇聯模式,要麼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後,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台,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將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後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複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適用的,那麼為什麼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國模式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佔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些回答也體現了中國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

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範式變化(paradigm shift),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將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模式還會不斷完善,並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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