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是有爭議的，這裡首先要對「東亞模式」這個概念作個界定。我這裡講的東亞模式指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在相似的歷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採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干預，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實行趕超戰略，迅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內的泛義的「東亞模式」，因為那些國家我也都訪問過，他們雖然想學「四小龍」，但我的感覺是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四小龍」的現代化水準。我講的「東亞模式」也不含現代化後期的韓國和台灣地區（他們後來轉而採用西方民主模式，但這條路走得並不順當）。
在經濟發展早期，韓國、新加坡、台灣的政府當局對經濟進行直接干預，經濟起飛後，又逐步轉為間接干預，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則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引資政策，補貼公共商品供給，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東亞模式儘管自身有不少弱點，但其總體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四小龍」是戰後世界上惟一從第三世界的起點出發，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社會。
東亞模式由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備受爭議，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說，一夜之間，我們過去20年的發展努力付之東流。在對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中，美國學者和國內不少學者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y capitalism），也就是說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引起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缺乏權力監督，錢權交易腐敗，最終成為泡沫經濟。中國也出現了不少類似的問題，需要注意提防和解決，特別要注意從制度上來解決，千萬不要等到一發而不可收的時候才解決，那就太晚了。
但這裡要作一個區分：第一，上述這些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我所講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遠遠沒有達到質的飛躍。這些國家政府干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都遠不如「四小龍」的水平，後來又盲目跟進美國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第二，東亞很多學者則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賭場資本主義」（o capitalism），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金融投機大鱷興風作浪，大發橫財，這個過程本身也不乏諸多腐敗因素。我認為「權貴資本主義」和「賭場資本主義」（東亞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過早地開放、金融領域過早地自由化、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體系等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了這場危機。蒼蠅不叮沒有縫的雞蛋，蒼蠅和雞蛋上的縫都是危機的原因。我們在譴責和提防「權貴資本主義」的同時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遏制「賭場資本主義」，否則國際經濟還會出現大問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自己並禍害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例子。
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曾說過這個危機「是對實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不知他現在對這場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發生在美國這麼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該如何解釋？為了證明西方模式是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還大膽地比較了波札那和新加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強勢政府的東亞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一文中是這麼說的：「波札那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作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迴避從波札那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
阿瑪蒂亞·森錯了。筆者去過新加坡，也去過波札那，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波札那雖然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沒有出現大亂子，礦產資源比新加坡多一萬倍，但波札那離現代化的目標還十分遙遠，47％的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波札那公共衛生政策失敗，導致艾滋病泛濫，人均壽命一度低於40歲，現在也才50來歲。在聯合國開發署2011年的人類發展指數上，新加坡排名26位，波札那排名118位。真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怎麼會犯如此常識性的錯誤。這也告誡我們，一定要相信「實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論權威所迷惑，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阿瑪蒂亞·森的經濟學理論，但他關於民主的研究確實漏洞很多，經不起推敲。
在東亞及中國模式中，香港地區、新加坡、中國，或者說那些沒有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倒是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台灣地區80年代中期開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機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的團隊。台灣陸委會原主委蘇起曾對我說過，台灣國民黨的文官系統，至今為止沒有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是腐敗的，而黨的系統後來腐敗了。換言之，台灣在一個稱職的文官精英政府領導下，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換成後來搞民粹主義的民進黨政府，8年換6個「行政院長」，是否還能夠抵禦這樣一場危機，恐怕就難說了。
另外一個實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韓國。韓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確實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意志貸款給和政府關係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見，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抬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90年代初又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知識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為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儘管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韓國在金融危機前已經實現了經濟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你只要比較一下韓國和坦尚尼亞：50年前，坦尚尼亞的人均收入還高於韓國，但現在怎麼能比？兩個國家有天淵之別，原因就是韓國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而坦尚尼亞還是一個極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有許多共同之處。
首先，中國也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政府。這個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對於實現現代化的共識，保證政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並在這種環境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開放。
其次，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採取了出口導向的政策，積极參与了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並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國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綜合競爭力，當然出口導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價。中國還有「四小龍」難以比擬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中國經濟也成為拉動推動亞太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火車頭。第三，中國也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第四，中國也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
第五，中國也實現了某種產業結構的深層次變革：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商業經濟、服務經濟。
但中國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一面，這種獨特性來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1）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總體教育水準仍低於四小龍；（2）中國在實現現代化起飛的同時，還要完成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3）中國有長期動亂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要百倍於「四小龍」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這30多年的成就來之不易，中國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