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種就是「極左模式」：不改革開放，全面肯定和延續過去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挂帥」，「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兩個凡是」的人基本上是這種思路。如果當時中國走這條路的話，中國的結局恐怕不會比我國北方的那個鄰國好。
第二種選擇是「極右模式」，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19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裡演講，總能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關於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效如何，我可以簡單談一談菲律賓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比那裡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和憲政確立了100來年了，雖然其間有日本佔領時期和10來年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統治，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可是這個國家卻長期陷於政治動蕩，一個曾經在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美國樹立起來的「民主櫥窗」，卻由盛轉衰，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2005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佣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佣的匯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菲律賓的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闢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過去曾在北京接待過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麼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麼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整個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府。」她還談了這麼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污的開始。你怎麼辦？老百姓怎麼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gun）、錢（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導遊對我說：「過去馬科斯政權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恢複民主了，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情況比馬科斯的時候還要糟。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麼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麼多謀殺，從1986年至今，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他說：「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僱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他讓我出門也要當心。最後與我分手時，他說：「這個國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輪，船上的人都想離開。」
馬尼拉雖然破破爛爛，但也充滿活力，汽車大都抹得花花綠綠。2004年，這個國家曾創造過5 327對情侶同時在首都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紀錄。只有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民族才會把一個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選上來當總統，然後又把他投入監獄，判終身監禁，最後阿羅約總統又把他特赦出來。不久前，剛下台的阿羅約總統因腐敗指控被軟禁在醫院等候審判，也許不久之後這位前領導人也會入獄，然後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賓哪年哪月才能擺脫這種內鬥如兒戲的「遊戲民主」。
類似菲律賓這樣「全盤西化」的國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徵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中世紀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老百姓在為基本生存而奮鬥，社會失業率和犯罪率節節升高，國會裡面在不著邊際地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一會兒「修憲」，一會兒「廢除死刑」。菲律賓在2006年也廢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兩種「極左」和「極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後，剩下的還有兩種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稱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畫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思路頗有共通之處。2005年8月，我到古巴訪問了10天，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對於古巴，我是心懷某種敬意的，因為這麼一個才1 1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勇氣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還有傳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羅，我在歐洲近距離見過他兩次，確實充滿了個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兩句話來總結，那就是：古巴的經濟太困難了，人民的生活太艱苦了。我對自己說，如果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勇敢地走向市場經濟，接受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狀況可能不會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哈馬首都拿騷起飛去哈瓦那的，這也是我百國之行所乘過的最舊的飛機，前蘇聯製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槳飛機，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歷史。艙內40多度的高溫，但所有的空調都失效，一個小時的飛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機上的乘務人員也是毫無笑容。飛機一起飛，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艙門全被震開，其中一個手提包還掉了下來，幸好沒有砸著人，但大家都有些緊張。只有一個美國小夥子，一手摟著自己的古巴女友，一邊放聲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對此有一種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嚴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無奈。
哈瓦那主要商業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裝店的櫥窗就是幾件白襯衫，藥房出售的，包括紅藥水、紫藥水在內，大概只有二三十種葯。市場供應給人的感覺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間還要蕭條很多。我的房東告訴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實行配給供應。麵粉、豬肉、雞蛋，甚至食用糖，都憑證供應。牛肉是國家專營，私人買不到，只供應給涉外的飯店和餐館。街上的車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舊車，所以滿城都飄散著汽車尾氣的味道。車太舊了，所以拋錨的很多，在路邊開著車蓋修車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還有用卡車車頭拖著公共汽車車身行駛的改裝車輛。據說中國製造的新型大客車已於去年運抵古巴，立即成了整個古巴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非常之嚴。手機受到嚴格管制，鮮有人使用。上網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個我等了半小時還沒有輪到我的網吧外，幾乎只有涉外飯店才能上網，每20分鐘收3個新比索，約等於30塊人民幣。價貴還不說，上網速度非常之慢，打開電子郵件，十幾分鐘就過去了。只有4個電視頻道：1個新聞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無比的會議；1個文藝台，播送一些不錯的歐美經典故事片；2個教育台，傳授數理化、醫學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優點是沒有商業廣告的打擾。報紙雜誌很少，《格拉瑪報》（Granma）是黨報，8個版面的小開本，都是口號和會議新聞，書店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也很有限。
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們認為，人為的因素至少佔一半。比方說，榨糖，為什麼要憑證供應，因為糖價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中國飯店的一位老闆說得更痛快，什麼禁運，主要還是自己禁運自己。企業一點進出口權都沒有。看到有人賺了一點錢，政府就開始緊張，要征你稅，最後搞得大家普遍貧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於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就從1986年到1989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計畫經濟為主的狀態。我曾好奇地在路邊一個只有兩個理髮師的小店理了個發，但一打聽，這小店也是國營的，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刻